關於種族的對話在當今美國很困難。太難了。不僅在教會外如此，在教會內也如此。
這場對話之所以艱難，是因爲它是一場深刻而不可避免的政治對話。我的意思是，它涉及到我們美國政治體內部的關係形態和結構，而這些結構決定了我們的身份和我們彼此間建立關係的機會。這場對話很艱難，因爲它涉及到人們對正義（justice）的理解，而我們對正義的理解各不相同。它之所以艱難，是因爲其中充斥著「壓迫敘事」、「白人特權」和「微觀侵害」等情緒化、難以界定的術語。
然而，作爲基督徒——無論我們是黑人、白人、亞裔還是西班牙裔，種族對話在現今美國令我們感到尤爲複雜的原因是，參與這場對話的人要麼受身份政治、要麼受福音政治的驅動。
身份政治是權力政治。福音政治是愛的政治。前者是一種世俗意識形態，在烏托邦和虛無主義之間來回徘徊。第二種不屬於這個世界，而植根於基督的代贖之義。它沒有給人留下任何自誇的餘地。你可能會在教會之外找到它的影子和相似物，但它只屬於教會。
令人困惑的是，身份政治和福音政治有時會說同樣的話，這就像一個假朋友常常模仿真朋友，以至於你開始把假朋友誤當成真朋友。身份政治會說正確的話。但它是一個假救主。或者說，它不是救主。嗯，它不是救主，沒有救恩，沒有救贖。它唯一能發揮的作用就是，它可能會加劇不同群體之間的分裂。
但在福音政治中——哦，我們在這裡找到了盼望！
身份政治根據人們所處群體來定義他們的身份，無論這些群體是基於性別、種族、階級、宗教、性取向還是其他（身份特徵）所建立的。這是一種思維方式，這樣的思維方式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西方民主國家通過 20 世紀的女權運動和民權運動學到的。在公共對話層面，身份政治旨在爲受壓迫者發聲，並提高公眾對這種壓迫的認識。這就是我們在競選演講、電視訪談節目和工作場所言論規範中所聽到的內容。這些內容按照基督徒的思維方式聽起來都合情合理。我們曾多次聽到神通過先知發出的警告：「禍哉，那些屈枉正直之人！」
然而，在更深、更哲學層面上，身份政治是在後現代主義荒涼的後末日景觀中所留存下來爲數不多的一個信念。真理已死。個體的自我已經滅絕。剩下的只有部落的力量。人們生活在自己的部落中，並與他們的部落相互認同，而部落本身又一直處於永無休止的戰爭狀態，就像電影《瘋狂的麥克斯》一樣（Mad Max，是一部 2024 年澳洲後末日驚悚科幻動作片，隨著文明世界的崩潰，年輕的女主角被抓走落入軍閥所領導的幫派手中。當兩個暴君爭奪城堡的統治權時，女主角在經歷了重重考驗後回到家鄉。——譯註，來自維基百科）。從更激進的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t）來看，我們的自我意識在我們的對話和語言群體就像寒冬呼出的熱氣一樣轉瞬即逝。沒有「我」。我們所認爲的「我」或「我自己」是我們所在的所有部落之綜合：是我們從這個家庭、那個群體身份、那個國家、那所高中、那個職業團體等那裡學到的價值觀和語言體系。這就像你所吃的食物塑造了你的身體一樣，你所聽到並吞嚥下的話也塑造了你在社會學和心理學上的「自我」。
按照這種思維方式，邀請你「對話」就是邀請你重新塑造這個「自我」，因爲語言完全定義了我們的部落和我們自己。
例如，想想福音派基督徒在禱告時沉重的呼吸並且一直在重複「真的」（just）一詞。「主啊，我們真的求您……」這種帶著沉重呼吸的懇切可能揭示了我們對上帝和我們自己什麼樣的認知？結構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就會探究這些線索，爲了找到所有福音派團體成員身份認同感、力量以及個人內心和諧的源泉。
再想想當今美國對「聽起來像黑人」或「聽起來像白人」的關注。有一次在大學高年級英語課上（大約是 1993 年），我記得教室裡唯一的一位非裔美國人說了「ask」之後就糾正了自己的發音：「ask，我是說，aks……」當時，我可能在心裡譴責了他對自己的糾正。但他在做什麼呢？我想他是在堅持自己的獨立和身份，在與佔大多數的白人對抗，而這種堅持並不總是壞事。
因此，在身份政治的世界裡，邀請某人參與對話往往是一種政治手段：我對現狀不滿意，所以我想和你談談你認爲「你」是誰，以及「我」是誰。請記住，在這種語言體系背後，沒有任何其他東西——沒有共同的本質，沒有絕對的實質。或者說，完全世俗化的身份政治是這樣的。我們整個的社會生活和心理生活都是由社交構建的：我們自己、我們的法律、我們的整個社會和道德世界。
在美國種族問題上白人之間往往有分歧。在我非常有限的視野中，政治中間派和左翼的白人會承認「白人特權」的現象以及更大的結構性不公——雖然他們是這種結構不公的受益者。當類似密蘇里州弗格森事件的新聞播放出來時，左翼（progressive）博客的博主就會囑咐說：「現在我們白人不要說話，而要傾聽。」
這樣的勸告是善意的，也可能有牧師式的智慧，但更偏向政治右派的白人卻把這種（對話的）邀請解釋爲一種權力之舉。其政治潛臺詞是：「在這個問題上，在這個引起社會掙扎和動盪的重要領域，涉及深刻正義問題的領域，我們的膚色使得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顯得可疑。所以，我們必須要讓別人告訴我們應該怎麼想！」於是，政治右派就開始懷著蔑視抱怨「白人有罪」的說法。
面對所有這些感覺上像政治正確的種族言論規則，這些白人轉身離開，拒絕說出他們的真實想法因爲害怕被稱爲種族主義者，害怕被驅逐出神聖的公共領域。最後，種族問題對話的最終狀態可能比開始時更加分裂。多數派懷疑少數派在試圖控制對話控制他們；少數派則加深了對多數派的懷疑，因爲他們迴避了對話。於是，文化戰爭愈演愈烈，每一方對另一方的信任度比之前都略有下降。
針對這一切，少數群體和左翼的白人認爲，美國白人拒絕加入對話——哪怕只是傾聽，本身就是一種權力之舉。特別要注意的是：白人之所以可以置身事外，對對話置之不理，是因爲總體而言——權力仍然掌握在白人手中，這不僅僅因爲他們在統計數字上構成了多數，還因爲結構性不平等的歷史模式（比如，你住在哪個社區，那裡的學校如何？）具有明顯慣性，而少數群體則不可能對之置之不理。他們生活在其中。每天走出家門就像是要再去參加一次種族研討會。
由此看來，白人拒絕傾聽另一方的意見，與其說出於正義不如說出於自身利益。白人不想重新協商權力結構，因爲目前的權力結構對他們有利。就像父母面對牢騷滿腹的孩子，他們選擇了不與之談判而是簡單地關閉對話，因爲身爲家長他們能夠這麼做。
但爭論並沒有就此結束。它仍在來來回回。白人聲稱，整個對話依賴於其自身的不公正，一種反向的種族臉譜化，或反向的種族主義。例如，上面最後一段的論點假定了一種白人的特權。它假定，因爲一個人的膚色是白色他就擁有各種經濟和社會優勢，而非白人則沒有這些優勢。一些少數群體認爲，對於少數群體所經歷的劣勢和不公正來說所有的白人都「有罪」，即便是還未涉事的四歲白人小孩也不例外。爲什麼？因爲這個四歲的孩子享受著身爲白人所帶來的特權，除非她長大成人以後積極反對這種特權，否則她個人就要爲此承擔罪責。這裡的原罪與罪咎概念幾乎就像「約」一樣，白人父親的罪會歸咎於他所生的孩子，而我們知道，一旦他的兒子有能力，他就會重複父親的罪。
但請留意，白人批評家認爲這種基於結構的審判以其自身的類型化和刻板化爲基礎——自身的種族臉譜化。白人因其膚色而預先被審判：法官敲下法槌說：「有特權=有罪。」與這個人是誰無關。與他們的生活環境無關。也與他們對待少數群體的方式無關。
此外，白人批評家還說這其中有雙重標準在運行。身份政治認可少數群體中的分離主義，而在多數群體中這種分離主義是絕對不允許的。公眾接受「國會黑人核心小組」、「西班牙裔大學團體」或「亞裔美國人教會」。今天的公眾願意接受「白人」版本的此類機構嗎？估計不會。
然而，針對這種少數群體的分離主義和反向種族臉譜化的質疑，少數群體也有合理的回應。少數派中的反駁者說，再看看歷史上不同種群體之間的權力差距吧。黑人教會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爲白人強迫黑人與他們分開聚會。白人至上主義產生出黑人教會！白人公司和教會在提拔亞裔美國人擔任領導職務方面做得如何？統計對比數字表明，一點也不好。存在竹天花板（這一概念是由簡·玄（Jane Hyun）於2005年在《打破竹子天花板:亞洲人的職業策略》（Breaking The Bamboo Ceiling: Career Strategies for Asians）一書中提出，竹天花板是個人、文化和組織因素的綜合，這些因素阻礙了亞裔美國人在組織內部的職業發展。——譯註，來自維基百科）。如果正義確實需要平等和公平，我們就必須解決歷史上基於種族的不平等，因爲它們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有時候，這就需要少數群體的呼聲和機構資源整合，而對等地讓多數群體的聲音整合資源就是不公平的。
對話來來回回，每一方都提出了自己的邏輯、正義和權力。白人擁有一走了之、置之不理的權力。少數群體則擁有義憤填膺的權力，因爲——至少現在——他們的訴求被視爲合乎正義。(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寫道：「你可以通過留意誰獲得許可發怒以及發怒的原因來判斷誰主宰著社會……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就是近期明顯的例子。）換句話說，雙方都會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來爲自己的立場談判。曾幾何時，白人要求少數群體生活在白人的世界裡，遵守白人的規則，只說白人希望他們說的話，正像杜波依斯（DuBois）所說的。但現在美國的種族對話規則卻朝著相反的方向在發展。情況發生了逆轉。白人覺得自己被迫加入了美國的種族對話，並且只能說少數群體想讓他們說的話。
說說我自己對這場對話的感受，這種逆轉似乎確實合乎公平。做個類比，它體現了摩西和律法的公平。逆轉是一種報復，它要求人通過認罪和補救來贏得寬恕。誠然，白人兒女在某種程度上因其白人父親的罪咎而受到了控訴，這對個人主義的美國人來說聽起來可能不公正；但我敢說，這符合聖經的世界觀，即如果沒有超自然的干預，孩子們會不可避免、千篇一律地重複父母的罪（如出 34:7）。
但無論人們如何看待集體的罪咎和對其施加的審判，我更關心的是，針鋒相對難道不會激化矛盾嗎？到目前爲止，整個對話都是關於權力和權力鬥爭的，而權力鬥爭只能通過主張更多的權力來解決。
我可以理解爲什麼少數群體和左翼白人希望通過一套嚴格的對話規則，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當今的種族對話；幾個世紀以來，種族對話一直對少數群體不利。因此，由少數群體制定對話規則似乎是公正和公平的。多數群體不值得信任。我所認識的每一個多數群體中的成員都在爲自己辯解，並暗暗地渴求權力。與此同時，我也能理解爲什麼白人多數派會對少數群體所主張的控制、看似不對稱的正義標準，以及白人特權或白人集體罪責概念中所固有的那種反向種族臉譜化持懷疑的態度。畢竟，少數群體不值得信任。我所認識的每一個少數群體中的成員都在爲自己辯解，並渴求權力。在談到猶太人和外邦人時，保羅的總結極好（羅 3:10b-11）：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
針鋒相對只會激化矛盾，我的意思是說，在針鋒相對的權力鬥爭中，我們永遠無法建立真正的和解。只有迫不得已的和平。也許，只是也許，不管人們如何定義公平分配我們都可以從制度上在多數派和少數派之間強制性公平分配資源和機會。但是，如果我們只是用權力的語言進行交易，雙方都將繼續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另一方，總在懷疑另一方會奪回一切可奪回的領土。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種族歷史包括今天的種族對話，與歷史上兩個相互接壤國家之間的競爭並沒有什麼不同。想像一下，一個國家統治另一個國家長達幾個世紀，從另一個國家竊取土地和物資。然後，想像歷史的風向發生了改變，給了第二個國家一個佔上風的機會。假設真的如此，你認爲第二個國家一旦實現了平等就真的會停止嗎？它不會以正義的名義開始蠶食第一個國家嗎？想想《凡爾賽條約》對魏瑪德國的要求吧。
當然，與兩個接壤國家不同的是，美國多數派和少數派之間的政治競爭發生在一個國家的內部，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不可能與它自己和平相處。
在這裡，白人至上主義的悠久歷史負有主要責任，但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發現了我所認爲的美國種族對話的最大悖論。身份政治忽然降臨在白人至上主義之上成爲像摩西一樣的頒佈律法者，以正義和報應相威脅。但要這麼做它就只能採用和遵循同樣的種族分裂之劃分，並且使原本的分裂更加具體化。因此，就像摩西一樣，身份政治帶來了恰當的定罪，卻無法提供救贖。
換句話說，白人至上主義催生出身份政治，就像種族主義催生出種族觀念一樣，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這一點。身份政治更徹底的形式，比如白人至上主義，會根據我們每個人的皮膚和性別來對待我們。我是白人，我是男性，這就徹底完全地定義了我。因此，如果你是黑人，或是女性，那麼我就永遠無法真正「理解」你，我也永遠無法真正「理解」這場對話，因爲不對稱的權力將我的標籤與你的標籤相互敵對。我們之間的分歧不可逆轉。身份政治意味著你將通過我是白人這一事實來解讀我所說的一切，就像「你這麼想只是因爲你是白人！」一樣。我不能作爲一個人來說話，我只能作爲一個白人來說話，或男性來說話。所以不要叫我的名字。叫我白人或者男人。
因此就像之前的白人至上主義一樣，身份政治總在承受風險，它不僅會剝奪你我的個性而且會剝奪我們之間的任何聯繫和共同點。當它看一個人的時候，只看到種族、性別或類似的群體。記住，在這些標籤背後它看不到任何有意義的東西，看不到將「少數派的你」和「多數派的我」聯結在一起的人類本質。當然，我們可能會口口聲聲說我們有共同的人性：「是的，我當然知道我們都是人！」但是，如果我因爲不喜歡這場對話中的措辭而退出對話並且我是一個白人，或者如果你用「你這樣想只因爲你是白人」而有效地將我排除在對話之外，我們都在屈服於身份政治，我們都將這個劃分視爲不可改變的。
身份政治把我隔離在白人之內，把你隔離在黑人之內。或亞洲人之內。或女性之內。或其他之內。我們永遠無法真正溝通，也無法克服我們之間的差異。
身份政治正確地發掘出了白人至上主義和大男子主義造成的不同群體之間權力的不平衡和不公正。這是好事。但只要它堅持我們要繼續從根本上根據所屬群體的身份來看待自己，它就會使我們之間的分歧具體化。它解決了一個問題，卻製造了另一個問題。在身份政治中，我不太可能完全信任你，你也不太可能完全信任我，因爲我們之間的差異總是大於共同點。
解決棘手的信任危機和永無休止的種族戰爭的一種方式就是打破所有群體成員的身份，激進地融合。例如，假設我們集體決定不再區分「白人」、「黑人」和「亞裔」。相反，我們堅持認爲只有淺膚色的人和深膚色的人，而這些不同就跟眼睛顏色的不同一樣沒什麼大不了的。
目前，這種烏托邦式、破壞多樣性的解決方案在解決兩性權力失衡方面是最受歡迎的社會方案。從讓小學生選擇指代自己的代詞（he、she、ze、mir等），到塔吉特百貨公司（Target）決定取消「男孩區」和「女孩區」，以「兒童區」取而代之，我們的社會正在大刀闊斧地通過消除兩性之間的一切區別來消除兩性之間的戰爭。
然而假設我們希望遵守上帝話語所劃分的分類，當然也是爲了緊貼現實，那麼在不同種族之間建立真正和平的另一種方式就是：福音政治，即愛的政治。
我沒有什麼解決方案可以提供給我們所有的社區、所有的政治談論和所有的警察部門。你能給摩西什麼解決方案呢？他秉持正義要刑罰父和子。我不知道該對他說什麼。
但我知道也有愛。愛能解開心結，中和酸鹼，化解最棘手的堵塞。當我們最好的政治思想都束手無策並宣佈時局無望時，上帝之愛通過祂的子民以某種方式實現了正義。
福音政治需要兩個基本要素：福音的教義和福音的百姓。
福音教義以共同的創世敘事開始。福音教義從根本上並不將人分爲歐裔美國人、非裔美國人或亞裔美國人。畢竟這麼多個標籤就相當於一個個不同的創世敘事。相反，福音教義堅持認爲，我們都是亞當族裔的後裔，亞當的受造是美妙的。
福音教義以共同的墮落敘事控訴我們。我們每個人都拒絕了上帝，並試圖利用我們所能用的世俗中的一切：力量、美貌、財富、種族、性別、宗教等等，將自己凌駕於他人之上。我們都犯了罪。
福音教義提供了一個共同的救贖方案，這個解決方案不在我們自身以內，而在我們之外：基督的替罪之義。它沒有給人留下任何自誇的餘地。沒有人可以靠著自己裡面的任何東西將自己凌駕於他人之上。不僅如此，與基督聯合也意味著每個與基督聯合之人彼此也都聯合在了一起（弗 2:11-22）。
還有福音教義應許了共同的榮耀。
換句話說，在福音教義中，多元化和多個群體才能存在，因爲我們共享一個關於創造、定罪、救贖和榮耀的敘事。我們的差異真實存在，但其深度遠遠不及我們的共同之處。
我想大多數基督徒都知道福音教義對於種族和解至關重要。然而我擔心，他們經常忽略的是福音的百姓必須通過盟約在地方教會中聯結在一起。如果我的生活中沒有任何東西能證明這種和解，那麼我指著榮耀的福音教義說：「我已經與各個種族的基督徒都和解了！」是毫無意義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脫離教義的理論範疇進入真實的生活，那麼我們就是在自欺欺人。
因此，請允許我談談傑里米。傑里米和我一起擔任長老，直到他離開去幫助植堂另一間教會。我愛傑里米。有一次，傑里米帶著一個非裔美國人一起來教會，坐在他倆旁邊的白人非常努力地表達歡迎，並說了類似這樣的話：「我很驚訝你喜歡這兒。你知道的，這裡的講道那麼長。」天啊，傑里米，請告訴我這位白人弟兄不是在說：「你好，新來的先生！你是黑人，而你喜歡深刻的長篇講道。這真出人意料！這真讓人高興！」誰能遞給我一個抗議牌？或者用更好的方法，讓我在愛中對那位成員說點什麼！
我想談談史蒂文。史蒂文就讀於我就讀的那所白人居多的神學院。然後，他在我們白人居多的教會中實習。我愛史蒂文。有一次我問史蒂文，在我們的神學部落中，作爲黑人基督徒他和白人基督徒待在一起感覺如何。史蒂文停頓了一下，然後說：「J，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總是叫我J。他接著說：「就好像，每個人都很友好，他們很高興你在那裡，但然後……我不知道該怎麼說，J，但這個......」說到「這個」的時候，他張開手掌在他的黑皮膚面孔前揮了揮。他的意思是，感覺白人並不總真正看到了他。當然，他們很高興他在那裡。他們邀請他參與有關種族的對話，因爲按照規定他們必須這樣做。但在友好地拍拍他的後背之後，他們就撇下他走了，去參加他們自己的全白人晚宴和生日派對了。他並不是他們中的一員。他是圈內人，但也是圈外人。真希望你認識史蒂文。你會喜歡他的。他那樣揮手的時候，我的心都碎了。
我想談談保羅，一個留著辮子、渾身散發著廣藿香油味、死心塌地的民主黨人士。這位弟兄對政治保守派有一種本能的蔑視，儘管他矢口否認。我和他正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近十年來，保羅和我每個月都會見面一兩次。這位弟兄愛耶穌，並正在竭盡全力地效法耶穌。我愛保羅，因爲他的竭力是我的榜樣。他在生活的高峯低谷都堅忍不懈。我可以和保羅交談。我可以向保羅傾訴我遇到的困難和挫折。保羅對我很有耐心。我希望我對他也有耐心。我愛保羅。
我想談談喬。有一天喬午餐遲到了。他遇到了警察臨檢。沒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但他向我解釋當他被攔下時，他如何小心翼翼地搖下車窗，在警察靠近車時把手放在方向盤上，然後在做任何動作之前告訴警察他要做什麼，並且做這一切的時候都保持著微笑：「我現在要解開安全帶，從手套箱裡拿出我的駕照。」我從沒想過這樣的事。我從不需要想這些。喬有個表弟遇到了警察臨檢，警察把他的汽車座椅劃了個稀爛說他們要搜查毒品。因爲他們說他「長得像」某些人。你聽過白人遇到這種事嗎？我沒聽過！
我最近遇到了警察臨檢。當時是凌晨 1 點，我正從費城開車回華盛頓，我超速了，爲了保持清醒我喝了很多含咖啡因的飲料、吃了多力多滋玉米脆片。警察讓我減速慢行、確保安全到家。我開車離開時在想，如果我是黑人，他會怎麼說。
我想談談傑森和肯德里克。他們跟我談起了亞裔美國人在我們教會的感受。傑森是第一個向我提起這個問題的人。我認爲他鼓起了勇氣這樣做，因爲我是教會中的長老和老成員。他看起來很緊張。他說他感覺被忽視並且人們按照刻板的臉譜印象對待他。這並不是說人們對他不好或在排斥他，更像是他們還沒有完全接納他。傑森只是多疑和缺乏安全感嗎？也許是也，也許不是，也許這就是他的經歷。
我想用這些朋友真實的名字、真實的經歷和我們之間真實的關係來談論所有這些，因爲這裡才是需要展開種族對話之處：在教會裡，在福音中一群彼此相愛、珍惜、相知的百姓之間。
公開、不帶個人色彩的種族對話固然也好，但它們幾乎身不由己地要保持政治正確。這就意味著，人們無法承認他們對「另一方」的信任被深深地破壞了。他們永遠不能承認「我不信任你。」如果不能坦率地承認信任瓦解了，就不可能有治癒。因此，我們口口聲聲地說著政治正確的短語，卻把這種想法深藏在心底：「我相信跟我長相更像的人。」事實上，我們都不會向自己承認這種想法。然而，當今美國種族紛爭的核心是遺留的種族主義，也就是信任危機，至少在種族主義本身不再活躍的地方是這樣。
因此，開啓所謂種族對話的最佳方式是敬虔弟兄姊妹之間的個人交談，在福音的愛和信任中彼此聯結。我們可以說，種族對話的第一步是建立跨越種族界限的福音性友誼——不是象徵性的友誼，而是邀請你參加我的生日派對、去度假、向你承認我的罪並在福音中鼓勵你的友誼。畢竟，福音建立了信任，因此福音中的每段友誼都有信任。
如果沒有愛，正義和不正義一樣都會成爲權力的手段，哪怕正義的一方贏了。它所面對的也仍然是對手並且雙方不會有任何關係。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愛有時要求我們放棄權力，而放棄權力會讓人感覺脆弱，感覺脆弱才會建立信任。如果今天我們許多種族紛爭的核心確實是信任的瓦解，那麼除了擁有權力的人開始爲了愛而放棄他們的一些權力以外，還能如何恢復信任呢？
一旦建立起了地方教會中的福音性友誼，困難的對話就可以開始了。
我的朋友以撒告訴我，我們教會中有些漠視種族的微妙現象。老實說如果沒有像他這樣的弟兄來跟我說，我看不出有這些問題。但我不是他。我從沒當過黑人。也許我需要他幫助我理解他所看到的。也許我需要他幫助我站在他的立場上看問題。畢竟，他是我們中的一員。他爲何事受苦，我就與他一同受苦。我們互爲肢體。如果我的教會裡存在歧視，以撒和我需要一起反對它。跟我說說，以撒，告訴我你觀察到了什麼。
我需要傑里米告訴我他爲了加入我們教會而怎樣捨己地放棄了自己的偏好。在他告訴我之前我從來沒有想到過，不過他說了我就明白了。我願意捨己地放棄自己的偏好嗎？
我需要史蒂文的傾聽，聽我解釋自己的挫敗，幫助我更好地理解。他確實這麼做了。史蒂文非常敬虔，所以他和我在這裡分享的其他每個人一樣，允許我像跟白人說話一樣跟他說話。意思是：他向我擔保我們的合一比差異更重要。
他和保羅、以撒、傑里米、喬都允許我說：「弟兄，我能誠實地跟你交談嗎？」然後他們接受了我說的很多蠢話，因爲我無知，我無法完全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說話，他們知道這點，但他們愛我，原諒我，幫助我理解、成長、跌倒後爬起來，繼續前行。
哦，我的這些朋友們和弟兄們！我多麼需要他們，需要他們的恩典、耐心和與他們交談。有多少次，我說了一些沒有見識或沒有智慧的話，冒犯了他們，而他們微笑著什麼也沒說，只是原諒了我，繼續跟我做朋友！我不需要對這些弟兄設防。想到他們，我只有眼淚和愛。
作爲白人，我們尤其需要種族對話。至少，我們需要與教會裡少數群體的弟兄姊妹建立真正的關係，我們需要與他們對話。只有通過人與人之間愛的政治，我們相互衝突的政治邏輯所帶來的棘手僵局才能化解。
而且請不要誤會，白人多數派比少數派更需要這樣的對話。少數群體的眼睛已經打開很多年了。我們需要少數群體中的弟兄姊妹幫助我們意識到在我們自己的溫室生活經驗之外，還有一個廣闊的世界。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 12 章中呼籲我們肢體彼此相顧，這不正是他的基本觀點嗎？我們當中沒有人能夠成爲整個身體。
這不正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 13 章中繼續說的嗎？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我少數群體中的朋友對我一直很忍耐，就像基督在我犯罪時忍耐我和對我有恩慈一樣。在我們進行這場對話時，我難道不應該忍耐和有恩慈嗎？是的，這常對話很艱難，非常艱難。但忍耐和有恩慈之人會轉身離開嗎？
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以撒、傑里米、史蒂文、傑森和保羅都停下來，認真地傾聽我。他們沒有誇誇其談好像他們知道一切。難道我要誇誇其談好像我知道一切一嗎？當他們有機會對我說一些勸導之言時，我應該爲此嫉妒嗎？
愛是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種族主義」不是聖經中的詞彙。但如果要用聖經語言來描述什麼是種族主義，這三個詞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起點：張狂、粗魯、追求自己的益處。而我確實曾是這樣的人。我想保護自己、爲自己辯解（「我不是種族主義者！」）多於我想愛弟兄（「告訴我你爲何受傷，我可以怎樣幫助你？」）。
愛是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假設對話的另一方確實犯了錯。我會生氣嗎？我會耿耿於懷嗎？我的弟兄們沒有這樣對待我。我向你保證，多年來我也說過一些麻木不仁的話。但這些弟兄們並沒有生氣。他們沒有拿我的罪過來要挾我。(天哪，這是不是讓你想起了耶穌！）我是否願意摒棄憤怒，不計算對方的過錯？繼續嘗試對話嗎？
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如果在我的教會中存在不公義、歧視和種族主義，我應該樂於找出這些問題並努力加以解決。我應該樂於將這些情況的真相公之於眾並解決問題。
愛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坦率地說，我對美國的「種族對話」不抱太大的信任和希望。我不認爲美國擁有解決問題的合適資源。但我對基督及聖靈在教會中的工作抱有盼望和信心。我們有解決方案。我們有福音，它打破了我們與上帝之間的隔閡，也打破了我們彼此之間的隔閡。基督打破了這兩個隔閡，通過祂在十字架上清償罪債之死和從死裡復活。
我前面說了種族和好的第一步是在你們教會中建立關係，這句話說錯了。第一步是與上帝和好。只有當你意識到無論你與他人之間的鴻溝有多大，相對於有罪之你與聖潔之神之間的鴻溝來說都是渺小的，你才能發現跨越人類鴻溝的力量：與神和好。
唯有上帝才是愛的源泉，真正的愛是《哥林多前書》13 章的愛。唯有上帝才是救贖、寬恕、公義和正義的源泉。瞭解了上帝對我們的愛，聖靈會催促我們彼此相愛。唯有愛能解決爭權奪利的針鋒相對。唯有愛能使我們化劍爲犁，化矛爲鉤。唯有愛能使我們轉過臉來，多走一里路（太 5:39、41）。
在這個星球上首先談論這些並傾聽彼此之地難道不應該是在我們的教會中嗎？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Why the Race Conversation Is So H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