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貝內特（David Bennett）著《講台呼召：它的起源和現在的用法》（The Altar Call:Its Origins and Present Usage）。美國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0 年出版。全書共 261 頁。
大衛·馬爾科姆·貝內特（David Malcolm Bennett）著《決志禱告：其起源及危害》（The Sinner’s Prayer:Its Origins and Dangers）。「之前」出版社（Even Before Publishing）2011 年出版。全書共 178 頁。
牧師們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講台呼召（altar call，講道者公開邀請慕道友走上講台宣告歸信——譯註）和決志禱告（sinner’s prayer，講道者公開邀請慕道友禱告承認自己是罪人，願意接受耶穌爲救主——譯註）？
在某些福音派圈子裡，宣講福音與講台呼召和決志禱告是同義詞。雖然得到了廣泛地使用，但這兩種方法在教會歷史上其實是比較新的創新。大衛·貝內特在《講台呼召》中解釋了這些做法的起源，這本書是他在澳大利亞神學學院（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的碩士論文以及對《決志禱告》這本書的修訂版。這兩本書都是對這些做法起源的歷史調查，並對它們背後的神學和方法論原則進行了批判。
這篇文章不是對貝內特著作的正式書評。相反，我將總結貝內特的發現，並給感興趣的牧師一個快速的答案：講台呼召和決志禱告是什麼時候興起的？
貝內特指出：「十八世紀開始，大西洋兩岸的牧師們與那些關心自己屬靈福祉的人在講道後或週中的某個時候一起禱告並由牧師提供輔導變得越來越普遍」（《講台呼召》，第 31 頁）。這些對話通常由詢問者主動發起，這不是對「站出來」的邀請做出回應。儘管如此，講道後的陪談輔導這樣的實踐可能促使了公開邀請的誕生。正如貝內特所解釋的那樣，「一旦佈道後的陪談變得普遍，一些牧師可能會不可避免地尋找快速有效的方法能夠抓住那些在輔導中表現出關注屬靈事務的人」（講台呼召》，第 32 頁）。
貝內特似乎認爲陪談輔導的需要是第一次講台呼召的驅動力。1741 年 11 月 1 日，埃萊亞澤·維洛克（Eleazer Wheelock）在馬薩諸塞州的陶頓（Taunton）講道，其中一些與會者非常憂慮自己靈魂的狀態，致使維洛克無法繼續講道。他邀請那些對罪的問題感到困擾的人到前面來，這樣他就可以更「方便地與他們交談」（《講台呼召》，第 33 頁）。正如貝內特所指出的，第一次公開「站出來」的邀請並「不是有預謀的，而似乎是在特定情況下無奈的解決方案」（《講台呼召》，第 33 頁）。
維洛克的第一次「講台呼召」可能是無意的，但其他牧師很快就開始用這種方式來應對講道後陪談輔導的需求。然而，在這一點上，關於都有誰使用了講台呼召以及使用講台呼召頻率的歷史記錄並不清楚。貝內特總結道：「有可能......一些獨立浸信會教會在 1770 年代經常使用某種形式的講台呼召，但也許，當時他們只是偶爾使用公開邀請，而並不頻繁，他們可能直到那個世紀末或下一個世紀初才定期使用它」（《講台呼召》，第 36 頁）。
貝內特指出，通過十九世紀初衛理公會的福音營會，講台呼召成爲一種更頻繁使用和「系統化」的做法，在美國人口不斷向西遷移的背景下，這些營會通常在農村地區。有趣的是，在最初的幾年裡，這些營會並沒有講台呼召。相反，這些營會的一個主要特點是自發地公開表達情感和展現宗教經歷。這些情形中，「召喚人站出來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往往是不可能的」（《講台呼召》，第 70 頁）。貝內特指出，當這些自發、公開地表達悔罪、信心或宗教經驗減少時，「公開邀請似乎開始變得司空見慣」（《講台呼召》，第 70 頁）。到 19 世紀 20 年代，這種做法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講台邀請」開始印在一些營會的儀式列表中。（《講台呼召》，第 71 頁）。
這些衛理公會的營會還解釋了「講台呼召」一詞的起源，它是「公開邀請」的同義詞。貝內特解釋說，在早期的衛理公會中，非正式按立的牧師不能主持聖禮，所以「如果人們想領聖餐......他們必須去當地的國教教會......（在那裡）領聖餐者通常上前跪在講台前領受餅杯，後來在衛理公會中依然遵循這種做法」（《講台呼召》，第 73 頁）。「講台呼召」一詞的起源很可能來自這種看起來相似的習俗，即會眾「走到」講台前接受聖餐。
後來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講台呼召作爲福音傳播的有效形式，使它更爲廣泛流行和爲人接受。兩個主要人物推動了講台呼召成爲主流。首先，人們經常錯誤地認爲查爾斯·芬尼（Charles Finney）開創了講台呼召，事實上他推動了這種做法的廣泛傳播。「他爲公開邀請提供了智慧的神學理由，這似乎是這一做法廣泛爲人接受的主要因素」（《講台呼召》，第 113 頁）。第二，穆迪（D.L.Moody）是「第一個使用現代大型佈道會（ mass evangelism）的人」（《講台呼召》，第 139 頁），他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採用了講台呼召，從而在更廣泛的宗派和教會群體前示範了這個做法。
儘管基督徒今天廣泛使用決志禱告，但貝內特表明，這是一種更現代的創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在福音派中建立起有意義的根基。就像講台呼召的起源所反映的發展軌跡一樣，決志禱告的起源也如此。例如，芬尼（Finney）沒有使用決志禱告，但他確實「建立了一種可以產生出決志禱告的思維方式」（《決志禱告》，第 54 頁）。決志禱告神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衛理公會牧師詹姆斯·考奇（James Caughey，1810-1891），他主張罪人「爲得救祈禱，哪怕不是立即也要盡快接受救恩......儘管他似乎沒有主張在決志禱告模式中採用固定形式」（《決志禱告》，第 60 頁）。
後來的復興主義者，如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和穆迪繼續在神學和方法論上爲決志禱告的出現鋪平了道路。他們的事工確實顯示出一些證據，表明他們在呼籲人接受福音時使用了決志禱告。
儘管如此，這種做法，至少按照我們所瞭解的，不是復興主義事工的常規特徵，也不在福音派中持續或廣泛使用。事實上，貝內特指出，最早出版的決志禱告小冊子可以追溯到 1922 年，在阿爾伯特蓋奇（Albert Gage）的《青年福音》（Evangelism of Youth，《決志禱告》，第 135 頁）一書中。即便如此，貝內特也指出，決志禱告並不是主流。1825 年至 1950 年間，美國教會沒有印製過一本決志禱告的書（《決志禱告》，第 137 頁）。
兩個最重要的廣泛使用決志禱告的推動力來自葛培理（Billy Graham）和白立德（Bill Bright）。貝內特記錄了葛培理在巡迴佈道會中以慕道者的口吻作認罪禱告，這促使決志禱告在福音佈道會中更頻繁地使用。此外貝內特指出，白立德出版的《你聽過四個屬靈的原則嗎？》（中文版由學園傳道會出版，Have You Heard of the Four Spiritual Laws?）包含了「最常用的決志禱告形式」，對普及決志禱告產生了巨大影響——特別是白立德的福音方法論爲世界各地學園傳道會（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所採用（《決志禱告》，第 147 頁）。貝內特總結道：「因此，可以認爲十九世紀末首次出現傳福音中使用決志禱告，它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發展起來，然後從 1960 年左右開始成爲傳福音的主要形式」（《決志禱告》，第 150 頁）。
對講台呼召和決志禱告起源和歷史的更多細節感興趣的牧師應該查閱貝內特的作品。他詳盡的研究不僅探討了開創這些做法的個人和事件，還探討了西方世界正在發生的文化和神學上的轉變，這些轉變使這兩個做法變得合理。貝內特從聖經和神學角度對這兩種做法的批評也具有指導意義。改革自己教會實踐的牧師應該參考亞倫·曼尼科夫（Aaron Menikoff）的優秀文章《沒有講壇呼召的福音佈道》。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The Origins of the Altar Call and the Sinner’s Pra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