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876年，華盛頓的各教會在首都聯合舉行了長達105天的復興聚會。這一事件說明了現代復興主義對美國福音派的影響程度，並爲許多我們今天看到仍在延用的復興主義方法提供了更廣泛的背景。
在19世紀，復興不再被視爲聖靈自發的工作，而變成了有計劃的事件：代禱的結果，周詳的計劃，以及細緻的執行。正如伊恩·默里（Iain Murray）諷刺性地指出，「（復興）不再是『意外的』，他們現在甚至可以提前宣佈復興。」[1]古舊的「復興」依靠的是普通的蒙恩途徑，而新興的「復興主義」依靠的是不斷變化的方法，這兩種依靠對象上的差異可以恰當地描述二者的區別。[2]
本文考查了1876年「復興主義」的一個例子——當時華盛頓特區的眾教會一起邀請了一位世界著名的復興家到國家首都，進行了爲期百日的一系列長時間聚會。我將會考查這次華盛頓復興的四個特點：合作、禱告、報刊和講道，然後提出三點總結性反思，試圖彌合過去的做法與當前現實之間的差距。
不能過於簡單化地給這次事件貼上「好」或「壞」的標籤。像所有不完美的努力一樣，它是好壞參半的。本文並沒有下一個結論性的判斷，而只是記錄、分析和觀察當前對人數、決志和新方法的癡迷在多大程度上是源於19世紀的復興主義。
1875年至1876年間，五位華盛頓的牧師聚在一起爲復興禱告。[3］他們代表了這座城市的各個新教宗派：公理會、長老會、浸信會、衛理公會和路德會。他們一起成立了「聯合復興委員會」，以組織首都的復興。[4]他們獲得了愛德華·佩森·哈蒙德（Edward Payson Hammond）及他的音樂同工、紐約的威廉·本特利（William W. Bentley）的同意，在1876年春天到華盛頓來服事。
【插圖：愛德華·佩森·哈蒙德的素描，來自他的傳記《收割者與收成》[6]】
教會在等待哈蒙德到來時，開始每天聚集在一起禱告。這些中午的禱告會——和著名的紐約復興禱告會類似——鼓勵參加的人寫下或公開分享禱告請求。每個禱告請求都得到了大聲朗讀並簡單記錄下來：「一位父親爲他的兩個兒子（禱告），」「爲一對九年沒有去過教會的夫婦，」「爲一個不滿足的退後者，」「爲一個想成爲基督徒，但遭到妻子攔阻的男子，」「爲未歸信的父母，」等等[7]這些每天的禱告會在哈蒙德來之前很久就開始了，並在他離開之後很長時間依然持續，它們是華盛頓復興的核心要素。
和其他復興主義者一樣，哈蒙德非常依賴友好的新聞報刊。[8]雖然他「只能對幾百人講話，但世俗報紙可以對數千人講話。」[9]此外，就像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一樣，報刊上對復興的成功越是吹捧，就會有越多的人因好奇而被吸引。正如他的傳記作者所解釋的那樣，「推動復興的最好方法是在其他地方講述它們。」[10]
因此，哈蒙德做了細緻的記錄，以便隨時準備向報刊介紹他取得的成功。他的創新之一是要求每個前來參加慕道者聚會的人籤一張「立約卡」，上面寫道，「我，下面的簽名者，希望我已經找到耶穌爲我寶貴的救主；並且我保證，在祂的幫助下，一生都要作爲祂親愛的兒女和忠實的僕人生活。」雖然這張卡片由簽名者保留，但他們的名字會記在哈蒙德的冊上，以追蹤歸信者的數字。[11]
【插圖：《國家共和黨報》，1876年2月19日，第4頁】
這些復興聚會於1876年2月5日週六在華盛頓特區的聖保羅英國路德宗教會正式開始。[12]聚會的地點也在改變，因爲各教會都提供他們的建築來聚會。每天進行兩到三次聚會，每次聚會包教讀經、解經、禱告和見證。主要聚會是在晚上，哈蒙德會進行福音佈道，其中包括講明福音和呼召回應。[13]
但哈蒙德講的福音常常包含強烈的道德改變和自我完善的內容。例如，1876年4月2日週日，哈蒙德在第一公理會向擠滿教會的人群講道時，選擇的經文是阿摩司書6:1，「在錫安安逸無慮的有禍了。」他的信息主要集中在社會的道德困境和個人轉變的需要上。「如果你們穿過這座城市的酒吧、旅店和辦公室，聽到那些非基督徒講話，」他譴責道，「你們將聽到神的道德律法被人攻擊，他無限的能力和智慧受人質疑。然而你們卻說，這不關我們的事。」最後，「他邀請在場的不同階層都站起來禱告，」而「幾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14]
哈蒙德譴責公開和私下的邪惡，並認定基督是唯一的解決方案，這使他有落入宣講道德改造的危險。雖然他把基督作爲個人得救的唯一途徑，但哈蒙德的講道重點是廣泛的社會改革：社會正在分崩離析，只有個人得救才能確保有所需的道德，防止進一步的墮落。[15]
1876年2月5日至1876年5月20日期間，在華盛頓特區進行了大約285場正式的復興聚會，歷時105天。哈蒙德曾是驚人的記錄保持者，他宣稱在華盛頓有1900人歸信，[16]其中大多數是16歲以下的孩子。[17]如果這個數字是準確的，並且1876年華盛頓的人口約爲15萬,［18]那麼大約78人中有1人，即1.3%的華盛頓居民被哈蒙德聲稱是在他的復興中「歸信」的。
但在哈蒙德轉到下一個城市後的很長時間，華盛頓的牧師和教會仍在處理復興的影響和後果。復興主義對國家首都的牧養事工有什麼影響呢？
一、採用新方法的壓力
復興主義的「新舉措」給牧師們帶來了明顯的壓力，要麼跟，要麼落後。如果一間教會拒絕參與復興，他們就不太可能收穫任何「果實」。復興運動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人們聽新的傳道人講道，參加新的教會，並經常導致成員轉換宗派或教會。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華盛頓教會都參與了。那些不跟他們一起玩的教會損失也最慘重。牧師們感受到一種新的壓力，必須通過復興運動來使教會增長，不然就有落後的風險。從長遠來看，這破壞了緩慢而耐心的牧養工作。
二、在教會增長上依賴新舉措
復興主義日益增長的第二個後果就是依賴新方法來吸收新成員。人們越來越多地認爲，決志就該在復興聚會上做出，而不是在平時自發地產生。例如，在1884到1888年間，都市浸信會91%的認信是在長時間的復興聚會中產生的。如果一位牧師想要他的教會增長，建造更大的建築，或是擴展到新的社區，普遍認同的做法很簡單：舉行一場奮興聚會。
三、因人數稱義
第三個後果是越來越依賴人數去判斷成功與否。當佩森總結在華盛頓的復興時，他抱怨工作開始得很慢，聚會也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樣擁擠。[19]但華盛頓的牧師們對他們的教會因復興而增加的成員感到高興。第一公理會報告說，他們在哈蒙德的運動中增加了170名成員，其中有一個主日就增加了115名。[20]加略山浸信會的成員人數從381人增加到505人。[21]
但這些短期的增長掩蓋了長期的挑戰。例如，歷史學家柯蒂斯·約翰遜（Curtis Johnson）在研究紐約的復興運動時發現，在復興期間加入教會的成員被逐出教會的情況，比在復興時期之外加入的成員平均來說要速度更快，比例更高。[22]都市浸信會在整個19世紀80年代一直實行復興主義的做法，他們在1884至1888年間奮興聚會中受洗的成員，有45%因爲停止了聚會而最終被逐出教會。
1876年的華盛頓復興生動地展示了現代復興主義對美國福音派的影響和滲透程度。隨著許多的宗派相信了復興主義的應許並接受了復興主義的方法，他們不再尋求成功的長期指標，如堅忍和屬靈成長。取而代之的是，他們追求別的東西：成員人數的增加，以證明他們事工的有效性。
可悲的是，這種短期的視角往往忽視了長期的關注。今天也是如此。當我們思考現代福音派混合的成果時，牧師們需要明白，我們許多做法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復興主義。
[1] Iain Hamish Murray, Revival and Revivalism: The Making and Marring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1750-1858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94), xviii. 中譯本：伊恩·默里，《真正的復興》，張宇棟譯，團結出版社，2012年。
[2] 同上。
[3] 據第一公理會的蘭金博士（Dr. Rankin）的說法，這些人是第六長老會的梅森·諾布爾博士（Dr. Mason）、第十四街浸信會的E. H. 格雷博士（Dr. E. H. Gray）、聖保羅英國路德教會的S. 多默博士（Dr. S. Domer）。蘭金沒有說出第五個人的名字，但似乎很可能是第九街衛理公會的威廉·哈蒙德（Everett O. Alldredge, 「Centennial History of First Church 1865-1965,」 日期不詳, https://www.firstuccdc.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fccucc-centennial-history1.pdf）。
[4] 正如《國家共和黨報》所解釋的那樣，「任命了一個總體安排委員會，其組成包括以下牧師和博士：克利夫蘭（Cleveland）、蘭金（Rankin）、格雷（Gray）、諾伯（Noble）、多默（Domer）、布朗（B.P. Brown）、哈蒙德（W.S.Hammond），以及以下諸位先生：哈克尼斯（J.C. Harkness）、斯蒂克尼（Wm. Stickney）、莫爾（F.L.Moore）、加勞德特（Gallaudet）主席、默溫（C.H.Merwin）、史密斯（F.H.Smith）、沃倫•喬特（Warren Choate）、斯圖爾特（A.T.Steward）、普雷伯里博士（Dr. Presbery）、布萊恩特（S.S.Bryant）和斯坦梅茲（B.H. Steinmetz）」（《國家共和黨報》，1876年2月2日，第4頁）
[5] 本特利被《國家共和黨報》描述爲「一位音樂家」，「因能有效地通過歌唱把福音表達出來而享有盛譽」（《國家共和黨報》，1876年2月2日，第4頁）。
[6] The Reaper and the Harvest: Or, Scenes and Inciden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ev. Edward Payson Hammond, M.A. (Funk & Wagnalls, 1884).
[7] 《國家共和黨報》，1876年5月19日，第4頁。
[8] 凱瑟琳·朗（Kathryn Long）在她對美國復興運動的研究中發現，「在塑造1858年後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著名奮興家的形像方面報紙發揮了重要作用。」Kathryn Teresa Long, The Revival of 1857-58: Interpreting an American Religious Awaken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9.
[9] 《國家共和黨報》，1876年2月10日，第4頁。
[10] The reaper & the harvest, vii.
[11] McLoughlin, Modern Revivalism, 157.
[12] 不幸的是，菲尼亞斯·黑德利（Phineas C. Headley）所寫的哈蒙德傳記省略了他在華盛頓期間的事蹟，只是說「有幾年時間，包括他在華盛頓特區做工的那幾年，幾乎完全被省略了。希望在未來的某個時候，能另寫一本書來記述這些豐收的景象。」Phineas Camp Headley, The Reaper and the Harvest: Or, Scenes and Inciden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ev. Edward Payson Hammond, M.A. (Funk & Wagnalls, 1884), 537.
[13] 根據國家共和黨報，哈蒙德所傳的福音是這樣的：「神的兒子耶穌創造了我們生活的這個美麗世界。神的兒女們違背了爲管理他的兒女而制定的律法，他們要因自己的過犯而受罰。於是耶穌站了出來，提出以他的受苦和死亡來償還這懲罰。他降生在這個世界上，取了人的軟弱本性，並爲我們受死，好叫我們得以存活。他被父所離棄，好叫我們不被離棄。他被當作罪人對待，好叫我們可以從過犯的責罰中得釋放。他死了，又升入天堂。但他會再次降臨於世，審判所有人，將好人與壞人，義人與罪人分開。」
[14] 《國家共和黨報》，1876年4月3日，第1頁。
[15] 喬治·托馬斯 (George M. Thomas) 在他的研究報告《復興主義與文化變革》中發現，與復興主義的盛行相對應的是對共和黨和禁酒黨的較高支持率。他提出的解釋是，像「第二次大覺醒」這樣的宗教運動，「闡明了一種新的道德秩序，而且每個運動都試圖讓自己主張的那種秩序主宰道德-政治領域。」見George M. Thomas, Revivalism and Cultural Change: Christianity, Nation Building, and the Marke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2.
[16] 《紐約每日先驅報》報導了「超過2000名歸信者」（見《紐約每日先驅報》，1876年9月3日，第4頁）。
[17] McLoughlin, Modern Revivalism, 156-157.
[18] 「District of Columbia Population History,」 Washington DC History Resources (博客)，2014年8月30日，https://matthewbgilmore.wordpress.com/district-of-columbia-population-history/.
[19] 《晚星》，1876年11月23日，第4頁。
[20] Everett O. Alldredge, Centennial History of 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 1865-1965, p. 28-29. https://www.firstuccdc.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fccucc-centennial-history1.pdf.《國家共和黨報》確認了這一數字，它在1876年5月9日寫道，「在那個安息日，有大量的人加入了各教會——超過一百人加入了其中一個教會」（《國家共和黨報》，1876年5月9日，第4頁）。
[21] Tiller, At Calvary, p. 16.
[22] Curtis D. Johnson, 「The Protracted Meeting Myth: Awakenings, Revivals, and New York State Baptists, 1789–1850.」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34, no. 3 (2014): 355. http://www.jstor.org/stable/24486904.
譯校：無聲宏揚。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Revival Comes to Washington: An Analysis of the 1876 Revival in the Nation’s Cap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