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研究工作有一部分涉及探索1980年代開始在政治學系浮現的「新制度主義」。在八十年代之前，政治學領域是相當反制度的。相反，它偏向於行爲主義和行爲主義對個人行動者動機的強調。制度只是我們爲了達到想要的結果，不得不駕駛的大型笨重機器。然而，機構也逐漸意識到，制度還有其他作用。行動者和制度相互影響和塑造。制度可能放慢我們的腳步，但它們也會成長和塑造我們——我們的身份和使命感。
在更廣泛的範圍內也是如此。人們一想到「制度」就會本能地皺起眉頭，因爲它們限制了我們。它們使我們無法以感覺自然的方式行動和成長。但再仔細看看。這些約束也會促進、引導和刺激成長。修剪過的玫瑰花叢會生長。道路上劃的線幫助我們達到目的地。當人們遵守規則時，遊戲最有樂趣。掌握一門語言給了我們力量。簡而言之，正如一位政治學家所說，制度使「有約束的創新」成爲可能。它們遏制了最終會損害事業的過度的、不合宜的生長，同時創造了以前無法想像的巨大潛力。
查爾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出於他的遠見和天才般的本能，在他的講道《偉大的復興》中反思復興與教會成員的關係時，預見到了政治學家們花了一個世紀才弄明白的事情：
我必須再說一次，如果神賜給我們一次大復興，那麼我們的責任就是不要放鬆紀律的約束。有些教會在人數大量增加時，很容易不經適當考查就全盤接收這些人爲他們的成員。我們應該在復興爆發期和人數緩慢增長的平靜期一樣嚴格，如果主差遣他的靈如颶風般降臨，我們就應該有技巧地控制風帆，免得這風使我們撞上岩石，造成嚴重的損傷，使船沉沒。要當心啊，你們這些在教會中有職分的人，當你們看到人們被激動起來的時候，你們仍然要持有聖潔的謹慎，以免教會因爲接納了沒有真正得救的人而降低了它敬虔的標準。
司布真智慧的言語值得在我們這個時代重提。當搞運動的想法比笨拙過時的地方教會更讓基督徒感到興奮時，對神所賜復興的美好渴望很快就變成了人爲的復興主義。一代的牧師和宣教士會放著煙花宣佈有大量的人歸信了基督，而第二代的牧師會在十年後出現，環顧四周，問道，「那些新的歸信者都到哪裡去了？」就像走進一個空蕩蕩的會議廳，裡面除了摺疊椅和垃圾，什麼都沒有留下。
然而，復興主義的誘惑是可理解的。太多的時候，地方教會的工作讓人感覺緩慢、平淡無奇，甚至毫無果效。周而復始的講道，唱的都是同樣的詩歌，人們進來聚會，聚完又走。同時，向人傳福音感覺就像用頭撞牆。沒人對我們的好消息感興趣。沒有人買賬。洗禮會有，但遠沒有我們相信我們那位有至高主權的神能賜給的那麼快。
然後人們談論起一場運動，我們的耳朵就豎了起來。我們當中有誰，從信仰之初起，不曾想見證一次復興或被一場運動席捲？想要看見一大群人因爲剛剛發現了耶穌的良善和恩典而湧向他。加入運動的呼召可能涉及到自我犧牲，但它承載著一個共同的願景和爆炸性增長的希望，在多年的艱難前行和敲門不開之後，這種希望讓人難以抗拒。
爲了這個目的，運動的領袖們放鬆了地方教會嚴格的制度約束，就像解開了腰帶一樣。現在我們真的可以奔跑了！想想穆迪（D. L. Moody）決定拒絕接受聖職，因爲正如一位朋友對他說的那樣，作一個「平信徒傳道人」將是一個「優勢。」聘用平信徒傳道人可以更快地倍增，更不用考慮神學訓練的老舊習慣（默里，《真正的復興》，中譯本第310頁）。或者想想葛培理（Billy Graham），他呼召成千上萬的人走到前面，卻把他們送到許多的教會，幾乎不考慮宗派的差異。或者想想今天的宣教機構，他們有時候是怎樣在報告中把兩三個定期聚會的新信徒稱爲「教會」的，或者是怎樣放鬆對領袖或成員資格的要求的。
歷史學家安德烈·巴里奇（Andrew S. Ballitch）在他的《復興主義的六個標誌》一文中，將「不充分的教會論」列爲標誌之一。他指出，就其本質而言，復興主義的「眼界超越了普通的蒙恩途徑」並「輕視了普通地方教會事工的力量和中心地位」。他解釋說，19世紀版的露天佈道和帳篷聚會甚至取代了地方教會。毫不奇怪，復興主義缺乏對地方教會的重視，與之相伴的是它「對宗派形式的矛盾態度」。這反過來一方面「爲慕迪和桑奇（Ira Sankey）這樣的非宗派傳道人的出現預備了道路」，另一方面也導致了「眾多自稱是真正宗教先驅的宗派和激進教派的產生」。
這裡的要點不是要譴責所有的運動。當神垂聽了他子民的禱告，並決定讓數量不尋常的人歸信和順從福音時，我們應當歡喜快樂。然而，運動需要地方教會的約束，這些約束都是由聖經所指定的。並且正是所有這些約束——教會治理、成員資格、紀律的實施和一般的普通蒙恩途徑——反過來產生了真正的運動，不是人爲製造的、虛假的運動。就像政治學家發現的那樣，運動和教會相互影響和塑造，彼此強化。
哪些約束是必要的？就是在聖經中使教會成爲教會的那些東西。教會是：
一群重生、受洗的基督徒，
他們每週
主日
在一個固定的、可知的地點聚會，
傳講聖經，
並在主餐中確認彼此的認信和門徒身份，
同時在長老的帶領下
爲其他人施洗。
這些約束中的每一項都是合乎聖經的，並且對於保持運動的活力是必要的，無論運動的規模是大是小。去掉任何一個，墮落和掛名信仰就會隨之而來。對歸信或重生的理解薄弱，將會使那些可能發出了有心卻錯謬認信的人充滿教會。一個不定期聚會的團體，在末日臨近時就不能互相激勵去相愛和行善。一個不在固定地方聚會的團體，外人很難找到。一個在合乎聖經的講道上淺薄的教會，只會產生淺薄的基督徒。以此類推。
隨著聖經的約束被放鬆甚至遺忘，運動開始瓦解。沒有葡萄架的支撐，葡萄樹就會因自身重量而向後彎曲，或是向錯誤的方向生長。或者乾脆就死掉了。
因此，從他們最早的歷史開始，浸信會在定義教會時就非常謹慎，因爲任何的門徒造就都應該起源於併發生在我們的教會中。《1644年倫敦浸信會信仰告白》將教會定義爲「可見的聖徒組成的團體，被神的道和聖靈呼召並從世界中分別出來，以可見的方式認信福音，受洗歸入信仰，與主聯合，也在實際享用聖餐的過程中，藉著相互認同，與彼此聯合，這聖餐是基督他們的元首和君王所吩咐的。」聖徒要成爲「可見的」，他們就必須定期在一個地方聚會。他們要成爲聖徒的「團體」，就必須有對彼此認信的「相互認同」，正如聖餐中顯明的那樣。教會不僅僅是三個新歸信者的定期聚會。那麼自1644年以來，浸信會的運動是否有所發展呢？無法衡量。
簡而言之，牧師、宣教士和校園事工領袖所需要的是以教會爲主導而非以運動爲主導的事工願景。這需要仔細留心我們的教會論，即便建立一個健康的教會是緩慢、有時繁瑣的工作。我們爲長遠而不是短期衝刺而建造，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然後，就讓運動隨著神的恩賜而增長。很簡單，聖經將地方教會及其設置交在我們手中，而運動的發起則掌握在神自己的手中。
司布真對牧師們說，「當你們看到人們被激動起來的時候，要當心，你們仍然要持有聖潔的謹慎，以免教會因爲接納了沒有真正得救的人而降低了它敬虔的標準。」並且「我們應該在復興爆發期和人數緩慢增長的平靜期一樣嚴格」。
譯校：無聲宏揚。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How Movements Can Undermine Churches and Hurt Their Own Ca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