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基督教政治神學更廣泛歷史概況的人會發現，當下正在重新抬頭的國族主義並無新意。國族主義的情緒浪潮來來去去，每一次也許都會有不同的味道，但總是同一個可識別的烙印。
在這裡，我沒有足夠的篇幅來闡述運動之間的所有連續性，我只想將重點放在將所有國族主義運動（無論是基督教運動還是其他運動）連接到一起的一個連續點上：烏托邦衝動。基督教國族主義向烏托邦的誘惑屈服了。它夢想在今天建立一套爲天堂所預留的政治秩序，因此迴避了基督國度的末世本性和教會的主要任務。
它的崛起令許多人措手不及，接著又敲響了慣常的警鐘，並且引發了一連串的道歉。瀏覽一下社交媒體，就會發現各種相互衝突的觀點和糾纏不清的回覆線索密密麻麻，最後人們會慢慢意識到，話語的清晰度只會越來越低。我們已經有了幾種關於其產生原因的解釋，但還沒有人考慮過基督教國族主義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我認爲它與其說是一個政治項目，不如說是一種情緒。項目都有計劃，而基督教國族主義沒有任何可以觀察到的或統一的計劃，除了在民事領域執行「十誡」之外，它並沒有任何計劃。它首先是一種表達政治不滿的憂鬱情緒。
簡單地說，許多人認爲過去半個世紀盛行的自由主義秩序已經岌岌可危。它不能再繼續維持適當的社會平衡。我們眼看著文化腐朽，機構貧困，社會分裂，我們最崇高的集體目標已經消失了。
因此，基督教國族主義所要回答的問題是：鑑於自由主義的崩潰，基督徒可以求助於什麼來重新建立活力並整合和激活健康的社會？
從表面上看，這並不是一個不可理喻的問題。但爲什麼基督教國族主義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呢？
首先，讓我們來做一些重要的區分。首先，當今並不只存在一種基督教國族主義，而是有許多種國族主義。它們的迭代和優先事項就像推特帳戶數量一樣多。有些人的目的只是建立教會。對另一些人來說，目的是讓政府更加尊重道德律。在我看來，基督教國族主義是家長式愛國主義或軟威權主義的另一個名稱。這些迭代與現代歐洲的國家教會沒有什麼實質上的相似之處，因爲歐洲的國家教會擁有美國所不具備的建制傳統和體制。它們在政治上是新穎的。
基督教國族主義的復甦部分要歸因於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彈性。其中一位主張比較鮮明的國族主義者稱國族主義是一個國家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國族主義的「基督教」特徵同樣是多種多樣的，就像如果假定將「基督徒」冠以個人就只有一個意思的話，那麼這是個錯誤的假定。這種在概念上具有彈性的主要優勢在於，它可以讓同情者們充分地注入自己的個人理解。因此，「國族」或「基督教」的含義歸根結底是主觀性的。
基督教國族主義的基本論證分爲三步：（1）顯然易見現代自由主義岌岌可危，在政治上已不再適用；（2）主張普遍的宗教性（即所有社會在嚴格意義上都是宗教性的）；（3）既然只有一種宗教才是真宗教，那麼原則上社會就應該由真宗教來統治。世俗主義是一種無法維持社會秩序的假宗教，那麼爲什麼不嘗試用基督教來治理社會呢？真理優於謬誤。
讓我們明確指出基督教國族主義要正式成立就必須具備的幾個必要條件。首先，「國家」的概念必須要有明確的標準，包括它所涵蓋的具體對象及其原因。第二，國家必須明確規定什麼是「基督教」的，什麼不是；因爲基督教作爲唯一的真宗教，需要對道德或信仰告白作出有效或無效的正式判斷。第三，現代多神教的社會必須大規模皈依基督教的一神論。如果這一壯舉得以實現，那麼第四，這個國家就必須就基督教政府和治國的基本要素達成近乎全球性的共識。顯然，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而這還只是其中的幾個條件而已。
在這裡，我們或許可以轉向一個不太可能的支持資料。
在半諷刺體的《烏托邦》（Utopia）後半部分，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用既生動又尖刻的語言描繪了宗教。在他虛構的小島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宗教，但「更偉大、更智慧」的島民只承認一個配得榮耀和光榮的至高無上之神。摩爾和與他隨行的人向島上居民宣講基督，在時機成熟後許多島民相信並接受了洗禮。「他們中那些沒有接受我們宗教的人並不懼怕我們的宗教，」摩爾說，「對那些轉而信仰我們宗教的人也不會使用暴行，因此我在那裡居住的期間，只有一個人因這種事受到過懲罰。」
這個人並不是因爲宗教信仰而受到懲罰，而是因爲他煽動人民叛亂。畢竟，他們古老的法律之一就是「任何人不得因其宗教信仰而受到懲罰」。這條法律體現了古老經驗的智慧。因爲島上曾經宗教衝突氾濫成災，人們便採取了另一種政治立場，即除了用說服和溫和的方式外，不得用強制力將宗教強加於他人。
這項寬鬆的法律是創始者烏託波斯最早頒佈的法律之一。他認爲有必要這樣做，「不僅是爲了維護公共和平，並且他認爲爲了宗教本身的利益也需要這樣做」。他把智慧看得高於一切，「因此，他認爲不論是誰通過威脅和恐嚇他人，讓他相信在他看來並不真實的事情，都是下流和愚蠢的」。沒有人可以被逼迫著相信，因此也不應該有人因爲不相信而受到懲罰：
假定只有一種宗教是真的，而其他宗教都是假的，（烏託波斯）認爲，只要有論證的支持，並以溫和而不帶偏見的心態去對待，真理的原動力終將爆發出來，閃耀出耀眼的光芒；另一方面，如果這種辯論以暴力和騷亂的方式進行，就像最邪惡的人總是最頑固一樣，那麼最好、最神聖的宗教也可能會被迷信所扼殺，就像玉米被荊棘所扼殺一樣。
《烏托邦》中的宗教秩序是公正的。我們可以說這它在氣質上是寬容主義的。
摩爾的寫作是在宗教動盪的時期，他對使用強制手段解決宗教衝突持悲觀態度。在他看來，這種手段並不奏效，他也無法在新約中找到支持軟威權的依據。如果真宗教確實是真的，那麼它就會像光明戰勝黑暗那樣戰勝謬誤。它將具有說服力。教會的信息本身就具有說服力，而信眾的正義行爲則爲其提供了支持。善行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說服手段。
基督教國族主義者對這些觀點的回應是肯定理想，卻認爲理想不現實。他們認爲，對不同的宗教觀點保持寬容是一回事，但容忍這些不同群體在追求不一致目標時產生不可避免的衝突則是另一回事。每個宗教都假定自己是正確的。信徒們相信他們的宗教信仰是真的，他們應該根據這一真理行事。但是，當各種宗教的目的大相徑庭時，社會就必須決定政治寬容的確切限度。摩爾筆下的烏托邦畢竟只是一個虛構的、完美有序的社會。真實的社會必須有真實的政治包容度。
正是這些限制導致了摩爾本人被亨利八世國王砍頭，因爲他拒絕宣誓承認國王是英國教會的領袖。摩爾所舉的例子中，一個人因爲叛亂而不是具體的宗教信仰受到懲罰，這自然就會引發一個問題：首先，是什麼構成了叛亂？
現代政治自由主義採用了「共識重疊」（overlapping consensus）的概念——用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話來說——以創造寬容的空間。然而，一個社會對於它願意容忍什麼仍然可能會改變想法。寬容的標準永遠在協商之中。在墮胎診所外進行和平抗議是否具有煽動性？一個好戰的邪教組織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卻囤積彈藥爲未來的世界末日之戰做準備，這又算什麼呢？一位神職人員可以拒絕使用一個人喜歡的代詞指代他/她嗎？更多的例子不難想像。怎樣才算打破了容忍的界限？
這種永無休止的協商正是支持者們所認爲的基督教國族主義可以解決的問題——通過對自由和寬容劃定明確的界限。
但它能做到嗎？除了執行「十誡」中第一塊法版上的誡命（或許還有第二塊法版上）之外，它是否提供了一套明確而連貫的界限和寬容度？浸信會基督徒受法律的強迫而爲其嬰兒施洗，天主教徒受法律的強迫而向教皇宣誓效忠，我們大概不難想像出未來如何處理這樣的狀態。但是，宗教當局在起訴基督徒同胞偏離「正道」的行爲時，將訴諸什麼樣的正義標準呢？
這個關於寬容的外部界限問題又引發了另一個問題：我們在什麼時候才能知道基督教國族主義計劃取得了成功？相關的評價標準是什麼？它只需要比晚期的民主自由主義好嗎？我認爲，這些問題都沒有很好的答案。
歷史充滿了驚喜。也許有一天它會打破常規，誰又能說得準呢？但我想提醒我們注意摩爾的《烏托邦》以及過去烏托邦實驗中的一個重要洞見——當我們實現了我們認爲最想要的東西時，我們會發現成就其實苦樂參半，未能完全兌現它賦予我們的承諾。
從更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獲得權力並鞏固權力之後往往很快就會失去權力。掌握權力是出了名的危險。
與當代自由主義相比，更嚴格地遵守第一塊法版上的法律會改善社會秩序，這樣的想法並不瘋狂。但是，如果這是一個誘人的目的地，正如許多人所認爲的那樣，那麼任何社會又將如何開始有意識地穿越遼闊地域從這裡到那裡？制度重建是不可或缺的，但如果不首先爲這樣一項涉及面極廣的文化事業贏得更廣泛的支持，那麼制度重建就不可能實現。換句話說，要開始這樣的政治探索，基督徒需要（遠遠）更多的基督徒！
美國的基督教國族主義既然是烏托邦式的，那麼就是理想主義，而不是現實主義。一旦成爲了現實主義，它就會喪失其所有的誘惑力，因爲現實主義者接受時間和地點的偶然性，接受上帝的呼召，過安靜、和平的生活，服事鄰舍，等待上帝指定的時間來審判和恢復受造物。我們所追求的完美秩序是爲未來的生活所存留的。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Utopian Sedu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