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宗教信仰不同。你能想像一位自稱無神論的女性社會主義者當選美國總統並與現任男友（而不是丈夫）住進白宮嗎？她拒絕結婚是因爲作爲女權主義者她不相信婚姻。這就是 2010 年至 2013 年澳大利亞總理的寫實。我懷疑她的簡歷如果放在美國政黨中她是否能當選。

澳大利亞的特色

澳大利亞的歷史神話與美國不同。我們沒有「山上之城」那令人陶醉的光芒，也沒有爲宗教自由而遭受迫害並與之抗爭的「清教徒先輩」，更沒有一年一度的感恩節。

因爲英國人無法再將他們的囚犯丟棄在美國海岸，所以他們把我們扔在「植物灣」。因此，澳大利亞的歷史神話就是囚犯和淘金者的神話，除了愛爾蘭天主教徒和英國新教徒之間的敵意，以及對所有權威尤其是宗教權威的普遍敵意之外，這裡沒有別的宗教主題。

這並不是說美國或澳大利亞的歷史神話是真的。神話就是神話，不是歷史。在澳大利亞各地，思鄉心切的歐洲人建造了代表他們祖國的教堂。其中不乏優秀的基督徒尋求在基督的治理下生活，並向鄰舍尤其是土著居民傳福音。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一種穩重的、半英式、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開始出現在這個國家。這包括宗教教育，即使在公立學校也如此，大多數兒童上主日學，社區中的大部分人偶爾去教堂做禮拜。澳大利亞基本上是個單一文化的社會，其文化/道德/法律世界觀大體上是基督教的世界觀，至少在家庭生活、生物倫理和教育領域如此。

20 世紀 60 年代的社會革命席捲了整個澳大利亞。與其說是在思想上對基督教的摒棄（雖然也有一些），不如說是在實踐中對教會生活的摒棄。因爲人們變得富裕，有能力享受享樂主義的物質生活了。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政府立法機構通過不斷提升文化多元性，慢慢削弱了基督教世界觀。事實上，它強化了一種新的、單一文化主義，即民主、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的世俗主義，其終極道德標準是「澳大利亞式」，它最嚴厲的批評是某些東西「不澳大利亞」，它的口頭禪是「自由社會」。

對教會而言的壞消息

在這種概念泛化和過度簡化的情況下，教會生活受到了什麼影響呢？我沒有仔細研究過這個問題，只是親身經歷並觀察到了它的發生。因此在尚未通過研究改變這些印象的情況下，在對澳大利亞的變化持保留態度的情況下，讓我來談談我的看法——對於在一個遠離了基督教的社會中福音的機會。

先說壞消息。因爲我們迥然的「不澳大利亞」，我們已經成爲新聞媒體和「名嘴階層」（chattering classes，指喜愛談論政治、文化、社會問題，對各種問題發表意見、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譯註）的敵人。澳大利亞的社會控制模式是「包容性寬容」，這與基督教的「歡迎之愛」模式截然不同。寬容很快就從「忍受你不喜歡的東西」轉變爲「接受任何事物」，進而轉變爲相對主義，即「你可以做任何事情」——除了批評。語言淪爲政治正確的陳詞濫調，而表達聖經真理的樸素言論則是不可接受的「極端主義」。基督徒還必須做的一件事就是放棄相信他們的聖經，因爲這樣的信仰使我們等同於狂熱的穆斯林。反歧視和反誹謗立法雖然不是針對我們，但人們卻開始用它們來對付我們。

不同的應對

接下來，讓我給大家分析一下不同教會和宗派對 20 世紀 60 年代所做出的不同應對之結果，因爲 50 年後，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教會和宗派發生了什麼。

• 那些試圖堅守歐洲宗派舊有特色和傳統的教會慢慢、穩步、不可逆轉地衰落了。教會成員逐漸老去，沒有下一代興起。
• 那些嘗試適應新社會的教會則很快變得自由化，並很快消亡。如果教會和社會一樣，人們幹嘛還要加入教會呢？
• 有些教會放棄了聖經的獨特性，發明了新形式的基督教，可悲的是它們卻存活了下來，有些甚至在人數和財務上都很興旺。
• 並非所有教會，只有那些尋求回歸聖經、重新思考福音在現代澳大利亞處境下的教會取得了緩慢而穩步的進展。

因此就簡單的影響而言，那些回歸聖經的教會取得了堅實的進步，儘管一些新奇的教義（如成功神學）產生了更大的影響。

對教會而言的好消息

最後，這裡有四個好消息。

首先，掛名基督徒離開教會是個好消息，因爲他們帶走了一些宗教社交俱樂部的虛僞和欺騙。他們對教會社交的把控把福音和傳福音放在了次要甚至不重要的位置，現在這種控制消失了。這意味著福音可以重新回到教會的中心。我們的機構（學校、退休村、庇護所、青年營等）可以回歸合乎聖經的、以基督爲中心。

其次，雖然傳福音變得更加困難和更具挑戰性，但它也變得更有果效。以前，大多數傳福音事工停留在掛名基督徒的圈內。現在我們必須走出圈子，去接觸那些幾代人都沒有接觸過教會、通常對聖經一無所知的人。這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迫使我們走出基督徒的小天地去接觸那些未得之民。我們的教會不再是爲自己的文化根基和生活儀式而歡慶的部落團體。在福音的基礎上，我們的多元文化教會展現了「神百般的智慧」。（弗 3:10）

第三，社會承受著不敬虔的後果。例如，大量兒童在離婚和同居婚姻的不正常家庭中長大。隨著一代代人對婚姻和養育子女的委身越來越少，這種現象在社會中蔓延。我的父母養育我和我養育我的孩子，比我的孩子養育我的孫子孫女要容易得多。可悲的是，社會的離婚傳染病正在進入基督徒群體，但基督徒家庭仍然與眾不同。我們養育子女的方式與世俗不同變得更明顯，因爲我們必須更有意識地以基督徒的方式撫養和教育子女。基督教學校教育不僅是基督徒，也是社區教育子女的一種日益流行的方式，同時也是我們用福音影響社區的一種方式。

第四，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爲我們提供了新的、奇妙的宣教機會，我們可以在家門口跨文化地傳福音，接觸到上一代從未見過的人。舊的英語社區顯然已經背棄了上帝，而新的非英語社區則越來越接受福音。變動中的社會是向各種影響力開放的社會，包括福音。

實實在在、神聖的獨特性

我們很容易爲自己成長和歸信的文化之衰敗而感到沮喪。但在你歸信的過程中，重要的是福音而不是文化。

我們曾經認爲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基督教國家，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因爲基督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歷史上的「基督教王國」並不符合基督教。20 世紀 60 年代之前的澳大利亞在理論和實踐上都不是基督教國家。今天，我們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加艱難。但在今天的澳大利亞，作爲基督徒有一種實實在在、神聖的獨特性，這使得傳福音和教會都變得容易得多。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The Vanishing Church? Lessons from 「Down U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