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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怎樣以政治爲偶像

你想爲基督而在政治上有所作爲。也許你的社交媒體就是你的方式。或者你甚至想去華盛頓爲國會議員或參議員工作。我理解你的想法並且感同身受。套句俗話說「我也是過來人,遇到過這種事情。」只不過我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從政的,並參與了「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的工作。

如今,人們不再談論「道德多數派」,而是「基督教國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在這面旗幟下參選的人正在做著出色的政治工作,就像他們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道德多數派」旗幟下所做的那樣。

然而就像在我那個時代政治偶像崇拜的試探曾蠢蠢欲動一樣,今天還是如此。作爲基督徒,我們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對政治寄予了過多的盼望?甚至是偶像崇拜式的盼望?

當我們把美好的事物變成終極事物時,就有了偶像崇拜。在這種重新的排序中,我們找到了上帝以外的功能性救世主。政治性偶像崇拜也是如此。在成爲基督徒之前,我自己的心就像一個不斷製造偶像的工廠,生產偶像的速度快得我都跟不上了。我的經歷告訴我,偶像不僅對個人,而且對整個國家是多麼強大和危險。

早期政治生涯

我在俄亥俄州的郊野小郡長大。我們家既沒有宗教,也沒有政治。事實上,我第一次接觸上帝的律法是通過查爾頓·赫斯頓(Charlton Heston),他在 1956 年的電影《十誡》中扮演了摩西。我的祖父是一名煤礦工人,曾在當地一家教堂擔任牧師,他在講壇旁邊掛著美國國旗。他的弟弟在郡政府忙碌。

年輕時,我對美國歷史的熱愛激發了我對政治的興趣。開國元勳、林肯和艾森豪威爾成了我的偶像——還有傑基·羅賓遜(Jackie Robinson)、威利·梅斯(Willie Mays)和泰德·克魯謝夫斯基(Ted Kluszewski)。高中時,我感染了「波托馬克河熱」(Potomac fever,即對於去國會工作的狂熱——譯註),也下定決心,總有一天我要去華盛頓闖出一片天地。事實上,大學畢業後我就去了華盛頓。滿眼的星光和天真的野心讓我在國會山當上了一名立法助理,然後又攀上了眾所周知的階梯,成了白宮幕僚長。

進入政壇時,我是一個滿腔熱血、堅定的、戈德華特(Goldwater)式的保守派,嫁給了愛國主義的責任、榮譽和國家。但歷史書並沒有幫助我預備好應對華盛頓的虛僞以及黨派、意識形態和個人議程。我來到這裡時,民權運動、越南戰爭、環保主義、消費主義和水門事件正在迅速改變政府的規模、範圍、成本和功能。我看到,對權力、實用主義和自豪感的追求往往會導致各種形式的國族主義橫行於政治舞台。

切斯特頓(G.K. Chesterton)曾經說過:「當一個人不再相信上帝時,他不是什麼都不信,而是什麼都信。」跟這些崇拜偶像的人一樣,我也用了替代上帝的各種主義、偶像來填補我對上帝的渴望。在我職業生涯的早期,我鐘愛的上帝是政治,我鐘愛的品牌是美國主義。

我的歸信

感謝上帝,在我工作 12 年後,上帝拯救了我,搖撼了我的世界。33 歲那年,我讀到了家裡閣樓上一本舊聖經中的《詩篇》,我信靠了基督。不久之後,我讀完了查克·寇爾森(Chuck Colson)的自傳《重生》(Born Again)。那時我還不認識其他基督徒,但幾年前我曾見過寇爾森,當時他在尼克松時期的白宮工作。儘管我是一名新基督徒,但我感覺到了進入事工的渴望,雖然我還不知道那會是什麼樣子。在好無頭緒的情況下,我找到了寇爾森。我與他分享了我的改變,並問他主會希望我做什麼。他的回答直截了當卻又充滿智慧:「我不知道,但祂會用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時間顯明這一切。」由於缺乏清晰的指引,於是我就繼續幹著我在政府的工作,但與得救前的工作方式已經不盡相同了。

同年晚些時候,1980 年總統大選結束後,我接到里根過渡團隊的電話,問我是否願意爲他的政府服務。最終,在接下來的八年裡我在各個職位上爲總統工作,在此期間,我開始部分時間神學院課程。在里根政府任職初期,我接受了一項副職的任務就是在華盛頓特區的道德多數派會議上「展示旗幟」。我並不是作爲官方聯絡人或發言人受派去的。這更像是里根用這種方式向法威爾(Falwell)和這個運動表示他還記得他的朋友們。

當我開始熟悉這場運動和其中的人物時,我深受這樣一種信念的震撼:如果基督徒能讓適合的人當選或受到委任,神的國度就會降臨。儘管我還是個稚嫩的基督徒,但我對耶穌在彼拉多——「神聖凱撒」之代表——面前受審的故事耳熟能詳。耶穌清楚地告訴彼拉多,祂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那麼,這是怎麼回事呢?很明顯,左派想要通過政治權力創建一個世俗烏托邦,但這是否能證明我所看到的右派反革命之正當性呢?無論從哪個方向看,我都看到了對「主義」的偶像式崇拜;一邊是「基督教國族主義」,另一邊是「世俗國族主義」(Social Nationalism)。

不要受「基督教和……」的誘惑

基督徒常常受到誘惑,將各種政治信仰/觀點與正統基督教結合起來,無論是右派的基督教國族主義和「先知民粹主義」(Prophet Populism),還是左派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和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而且,這種誘惑一點也不新鮮。它在聖經中隨處可見,特別是在舊約時期,以色列人不斷藉用鄰邦異教的崇拜方式,卻始終不順從上帝。

路易斯(C.S. Lewis)的《魔鬼家書》(Screwtape Letters)對此有一些論述。路易斯寫道:

我親愛的小榔頭:

你那病人朝夕相處的那夥人的真正麻煩之處在於,他們純粹是個基督教團夥。 他們當然都有個人利益,但彼此間仍舊單純以基督信仰爲聯繫紐帶。 人若真的成了基督徒,我們就要讓他們保持一種我稱之爲「基督教和……」的心態。 諸如基督教和危機、基督教和新心理學、基督教和新秩序、基督教和信仰療法、基督教和靈媒研究、基督教和素食主義、基督教和簡化英語拼寫運動等等。 如果他們非做基督徒不可,那至少要讓他們做頗有特色的基督徒。 使信仰本身被某種帶有基督教色彩的時髦玩藝兒所代替。 要在他們喜新厭舊的心理上下功夫。喜新厭舊是我們在人類心靈裡製造出來的最有價值的情緒之一——它可以引發宗教異端、政見短視、夫妻不貞、朋友失信,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泉源。

將右派、左派或中間派的意識形態與正統基督教相提並論的結果總會帶來路易斯所說的「基督教和……」。人們可能會在想像中將意識形態與基督教結合起來,使兩者都更貼近生活、更時髦、更讓人容易接受,但這樣做的結果卻是帶來一個牆頭草的上帝。他最終以我們的形像存在,被迫迎合我們扭曲的慾望——我們是這麼認爲的。

在《魔鬼家書》的其他地方,路易斯寫到了當時的愛國主義與和平主義政治。書中的一個魔鬼對另一個魔鬼說:

「不管他採取哪種立場,你的主要任務都一樣。就是要讓他開始把愛國主義或和平主義當作是他信仰的一部分;接著讓他在黨派精神的影響下,將其視爲信仰最重要的部分;然後,你可以暗地裡持續不斷地慢慢調教他,讓他進入把宗教變成只是「崇高事業」一個組成部分這種境界……一旦你讓他把世界當成終極目標,把信仰看成是達到目標的手段,那個人幾乎就歸你了,至於他追求的是哪種世俗目標,倒並沒有太大差別。只要對他而言,集會、宣傳小冊子、政策、運動、系列活動比禱告、聖禮以及仁愛之心更加重要,他就是我們的了……我可以向你展示,地獄裡這樣的人可有一大籠。」

路易斯的時代是這樣,我們的時代也是這樣。對於我們崇拜偶像的心來說,折中仍然是一個非常討人喜歡的選擇。這就是我們需要分辨整個政治光譜的原因。路易斯認爲,我們的世界在敵佔區。在這個世界上,敵人最喜歡的就是把政治忠誠放在首位的基督徒。原因在於,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不相信唯一的真神。不幸的是,我的經歷告訴我,政治偶像從來不會兌現他們的承諾。它們永遠不會滿足,只會讓我們追逐下一張選票或贏家。

不要相信馬和戰車

那麼,從我這樣一位由道德多數派文化戰士轉變成爲牧師的人身上,我們能得到什麼啓示呢?基督徒應該出於對鄰舍的愛而努力成爲好公民,這包括在上帝賜予機會時參與政治。然而,我們絕不能相信馬和戰車(見詩 20:7)。

另一位年老的牧師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在對政治寄予過多希望後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巴克斯特對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寄予厚望。後來克倫威爾死了,君主制又在短時間內捲土重來。在這種情況下,巴克斯特寫道:

「相比以往任何時候我現在都更不再期望教會在世上能夠實現偉大的合一、輝煌或繁榮大業,也不再夢想一個世俗的國度,或者幻想黃金時代的到來,或是由聖徒統治著不敬虔的人……相反,我更預期,教會的常態就是遭受苦難,基督徒確實必須徹底捨己,背起十字架,哪怕製造十架之人不是別人而是形式上、掛名的基督徒;儘管通常上帝會使世間輪流經歷繁榮期和逆境,好讓教會在繁榮時期得以普遍地發展,在逆境中得以深入地發展,但他們的黑夜通常總是比白晝更長,哪怕在白晝也難免遭遇風暴和暴風雨。」(《神聖共和國》,1659 年)。

結束語

也許你聽說過切斯特頓對報紙調查的經典回覆,該調查要求讀者寫信回答「當今世界哪裡出了問題?」切斯特頓的回答是:「親愛的先生,是我(出了問題)。你的,G.K. 切斯特頓」。

切斯特頓說出了關於自己的真相,正如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所寫的那樣:「善惡的分界線不是通過國家,也不是通過階級,也不是通過政黨,而是通過每個人的心靈——通過所有人的心靈。」

作爲耶穌基督的追隨者,我努力誠實地談論自己。我要準備好爲我在基督裡的盼望給出緣由。畢竟,我只是一個乞丐,告訴別人他在哪裡可以找到麵包。

無論我們蒙召在公共領域做什麼,我們都必須記住,救贖不是通過空軍一號、下一屆候選人名單或狂熱的政治意識形態降臨到我們身上的,儘管這些事情都很重要。相反,救贖來自上帝在基督耶穌裡至高的恩典——祂擔負了我們的罪、承受了我們所引起的公義之怒、是我們的公義之袍。

我今年 76 歲了。我曾長期從政,後來又做了牧師。回想起這兩段經歷,常常讓我想起斯圖德(C.T. Studd)曾經寫過的一句話:「人生只有一次,轉瞬即逝;只有爲基督所做的事才會長久。」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How I Went Too Far with Politics.

作者: Dave Brown
2024-03-27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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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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