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07和1808年冬天，復興席捲了愛德華·多爾·格里芬（Edward Dorr Griffin）所帶領的教會，爲他的教會增加了200多名成員，之後他寫信給他的朋友阿什貝爾·格林（Ashbel Green），這樣描述這場復興：
這次做工，無論是動是靜都超過我所見過的一切。雖然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壓倒一切，而且看起來幾乎不需要以人爲器皿，但它卻做得如此安靜。………歸信者帶有強烈的謙卑和不自我信靠的特點：他們沒有因確信的盼望而興奮，而是傾向於戰兢。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的觀點深刻而有分辨力；並且所有人，或者說幾乎所有人，都因重生而相信獨特的恩典教義。[1]
這次復興以「安靜」「無聲」和「獨特的恩典教義」爲特徵，它似乎與被稱爲第二次大覺醒的時期極不相稱。許多人認爲第一次大覺醒是有節制、有秩序、在神學上強而有力和加爾文主義的，以約拿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的神學和領導爲縮影；相反，第二次大覺醒被視爲情緒化的、狂野的、無神學的和阿米念主義的，以邊境上狂熱的營地聚會或查爾斯·芬尼（Charles Finney）操控性的「新舉措」爲縮影。第一次大覺醒被視爲神真正的工作，而第二則被描述爲以人爲中心的操控性工作。前者被視爲復興，而後者被視爲復興主義。當我們聚焦於各時代的某些方面時，這些鮮明的對比是合適的。但這些概括性的說法忽略了第二次大覺醒的某些大而重要的領域。由於把整個第二次大覺醒稱爲人爲復興主義的結果，我們沒有認出1798至1820年間有許多例真正的復興，我們可以爲之歡喜並從中學習。
本文將要描述第二次大覺醒中的一些復興，這些復興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們遺忘了。我把焦點放在這次覺醒運動的最初幾年，然而這些復興的特徵在之後多次類似的復興當中都可以看到，那些復興於1798至1820年間的新英格蘭，新澤西和紐約，在愛德華茲的門徒當中發生。
我希望這些故事能激勵人心，我希望它們會加增我們對復興的渴望，我也希望它們會幫助我們不再以不加限定的方式說，第二次大覺醒是人爲復興主義的結果。
在眾多的愛德華茲派「先知學校」中，格里芬得到了小約拿單·愛德華茲的指導。他的第一個牧師職位是在康涅狄格州的新哈特福德，在那裡他經歷了1798年11月開始的復興。在接下來的12個月中，有100個人「滿懷盼望地歸了主。」[2]復興也在利奇菲爾德和哈特福德縣從一個村莊傳播到另一個村莊，這個地區的教會大多由愛德華茲派的牧師帶領。歷史學家大衛·克林（David Kling）計算過，從1798年到1800年底，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的30個公理會教會接納了1699名新信徒。[3]格里芬後來回憶說：
我看到屬天的甘霖連續不斷地降在新塞勒姆、法明頓、米德爾伯里和新哈特福德（都在康涅狄格州），直到1799年，我可以站在利奇菲爾德縣新哈特福德的家門口，在一個神做奇妙大工之地數出50或60個聚會點，並且在新英格蘭不同地區還能數出更多。[4]
到1799年秋天，撒母耳·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爲復興的傳播而歡樂：「最近在新英格蘭和紐約州的部分地區發生了引人注目的復興，據說在超過100個城鎮中，大多數（即便不是全部）的復興都是在持愛德華茲神學的傳道人的帶領下發生的。」[5]
因此，在1801年的肯里奇營地聚會和1802年提摩太·德懷特（Timothy Dwight）在耶魯大學帶領的學生復興之前，愛德華茲派牧師已經在康涅狄格州的教會中經歷了廣泛的復興。神再一次臨到新英格蘭，而且是通過約拿單·愛德華茲的門徒們臨到的。而且這些復興更像是愛德華茲帶領的復興，而不是芬尼在未來幾十年將要帶領的復興。
這些復興並沒有脫離正常的生活節奏，它們不是在營會中發生的，也不是出於對一次帳棚聚會的高度期待，更沒有由著名的巡迴佈道者帶領。它們發生在地方教會，其結果也是歸信者加入地方教會。這些復興幾乎完全是由被按立和住在當地的牧師通過講道和牧養帶領的。除了禱告之外，這些牧師相信神用來賜下復興的主要途徑是「把神聖的真理清楚地表明出來」。因此，這些牧師強調傳講真理的重要性。他們會在週中進行額外的聚會來傳講和討論屬靈之事，也會交換講台，或組成牧養團隊前往附近地區的教會服事。這些牧師沒有貶低地方教會的作用，而是試圖提高教會成員制的重要性。他們放棄了新英格蘭地區長期以來的做法，只讓那些表現出可靠的重生見證的人領聖餐和成爲教會成員。
第二次大覺醒運動常被視爲無神學的和阿米念主義的。然而，第二次大覺醒中並非所有復興都是阿米念化和對神學少有興趣的故事。約拿單·愛德華茲「發現，沒有什麼講道比那些強調……神在罪人救恩上擁有絕對主權之教義的講道更驚人地蒙福了。」[6]他的跟隨者也認同這一點。他們在第二次大覺醒開始時在康涅狄格州帶領的復興，是在牧師們傳講加爾文主義教義時發生的，而他們的聽眾不僅是歸信了基督，而且還歸向了他們的牧師所教導的不討人喜歡的恩典教義。論到新哈特福德的復興，格里芬寫道，「加爾文主義教義是聖靈手中的偉大引擎，它攻擊並擊碎了罪人的心。」[7]
這些牧師沒有傳講積極看待自由意志的觀點，他們的目的反而是讓他們的聽眾相信自己是全然敗壞的。他們教導說，人的心是與神爲敵的，因此未重生之人所有想要獲得神的恩寵的努力都是徒勞的。他們不斷催促失喪的人看到他們在罪性下的無能，從而承認他們完全依賴神才能得救。正如一位牧師所論述的那樣，「一旦他們能清楚地認識自己可怕的敗壞，他們就會放棄一切自救的想法……他們會披著麻布躺在灰中，什麼都不想，隻日夜呼喊『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8]
人們歸信時，就會開始相信和珍視上述這些真理。格里芬舉了幾個歸信者的例子，他們的新信仰體現在他們對加爾文主義的接受上，如神的主權和揀選。這種歸信和加爾文主義的融合在其他城鎮也很常見。老撒母耳·米爾斯（Samuel Mills, Sr.）報告說，「對於神做工的對象來說，這並非少見，他們先前主要的苦惱和焦慮來自於感到自己落在了神的手中，卻意外地發現自己恰恰是因認識到神主權的思想而大有喜樂。……他們的喜樂……顯然是因爲認識到神是至高的，而自己完全由他所掌管。」
人們經常把第二次大覺醒與情緒過度和操控聯繫在一起。無論是邊境營會中強烈的、有時是狂熱的情緒，還是芬尼設立的「決志作爲」帶來的壓力，歸信往往都是由激烈的情緒表現引起的，並且又導致激烈的情緒表現。以教會爲中心的加爾文主義復興在這一點上也有所不同。在一份份地方教會復興的報告中，牧師們描述了人們在安靜和熱切關注教導時表現出來的屬靈強度。格里芬報告了他的教會中的一個復興時期：
在安息日的大會和公眾聚會或是演講中，現場幾乎像墳場一樣寂靜。沒有哭喊，沒有喧鬧或混亂，沒有任何狂熱的症候。工作似乎是由一個仍然很小卻有能力並能征服一切的聲音所進行的；所依靠的是神的真理對人心的大能。[10]
在索默斯，覺醒運動「沒有一次伴隨著喊叫或喧鬧。」[11]在西不列顛，約拿單·米勒牧師（Reverend Jonathan Miller）解釋道，「沒有發現任何喧鬧或騷動，沒有叫喊或昏厥，」相反，「安靜和對教導的熱切關注佔了上風。」[12]
那麼，這些加爾文主義、以教會爲中心、情感克制的復興產生了什麼結果呢？數以百計的人歸信了基督並加入了當地教會。在這一時期的幾十份教會名冊都能證明神做了異乎尋常的工作。此外，正是這些牧師和他們的教會牽頭創立了美國早期的宣教組織。1798年6月21日，隨著復興運動越發廣傳，這些公理會牧師成立了康涅狄格傳道會（Missionary Society of Connecticut）。他們想要傳福音和看見復興傳播的熱情，促使這些牧師創立了美國公理會差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即美部會），美國聖經協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安多弗神學院，和聯合海外傳道會（United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通過這些基本上被遺忘的復興，神點燃了屬靈的火焰，在19世紀推動了前所未有的宣教運動。
那麼，如果這些復興如此重要，爲什麼我們沒有聽到更多關於它們的消息呢？主要原因是，到了19世紀20年代，第二次大覺醒被一種新的神學和新的方法論所取代，這些神學和方法論有望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隨著查爾斯·芬尼和他的新舉措開始變得越發顯要，愛德華·多爾·格里芬和其他人敲響了警鐘，並試圖反擊他們認爲是人爲的復興主義。到1827年，格里芬成爲威廉姆斯學院的院長。他敦促畢業班的學生「表明你們是復興的朋友。」但是，進而警告他們要「逃避那些虛浮的行爲」，這些行爲「經常給過去的復興帶來污名，使心懷偏見的人反對它們，又把致命的絆腳石放在瞎子面前。」[13]一位從前的學生回憶說，格里芬「不是狂熱主義的朋友」，他「反對一切人爲的復興形式」和 始相信禱告必然導致歸信時，格里芬很快糾正了他們。
1832年，格里芬寫了兩封信直接駁斥新舉措。他批評了傳道人爲了「帶領覺醒的罪人委身基督」而使用的不同方法。這些「花招」——比如呼召人們「站起來請公眾禱告；走上過道……去坐在稱爲……『焦慮者座位』的特別位子上；（以及）上前來跪下，讓人爲之祈禱」——有導致人「依賴真理和祈禱以外的其他方式，和神以外的其他力量」的危險。牧師們不斷呼召罪人形成「決志」並做出他們無法靠自己實現的「承諾」。格里芬爭辯說，罪人「必須立刻投靠聖靈，」而不是做決志。[15]
儘管這些新舉措的目的是讓罪人克服對人的恐懼並喚醒其他人做出類似的委身，但它們往往會導致罪人「自義地依靠」他們自己的行爲而不是依靠神。牧師依賴「這些新發明的影響人的手段」，意味著關於神的性情、人的罪性、「贖罪的規定，和神接納人的條件」的真理「沒有得到很完全地體現，甚至沒有得到研究。」格里芬稱，相反，傳道人只是觸及了「少數勸戒的話題」，讓人們處於「無知之中，很容易受到不正常的刺激。」他警告說，這種形式的復興，會導致虛假的歸信和宗派主義。
格里芬和他的朋友們，如亞撒黑·內特爾頓（Asahel Nettleton），繼續渴望復興，並相信他們的教義體系和方法最適於實現復興。格里芬警告說，芬尼和他的追隨者正在教導「阿米念主義的自我決定能力」的錯誤教訓，並把救恩變成人的方法和意志的產物。他擔心，在這場愈演愈烈的內鬥中，真正的復興將成爲犧牲品之一。他預見到，新的、以人爲中心的神學會使那些擁有正確神學的人退縮，不再尋求復興。他警告說，復興主義會使人們忘記復興。
在很多方面，格里芬是對的。他所幫助牧養的歷史性復興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遺忘。他對合乎聖經的復興的異象也一樣被遺忘了。格里芬和與他同工的牧師們當然沒有把每件事情都做好。但他們所帶領的復興和他們的著作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復興主義的危險，也更充分地相信發生神所賜的復興的可能性。
[1] William Buell Sprague, Memoir of the Rev. Edward D. Griffin, D.D., Compiled Chiefly from His Own Writings (Albany, NY: Packard, Van Benthuysen & Co., 1838), 93.
[2] Sprague, 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427 (appendix).
[3] Kling, Field of Divine Wonders, 252.
[4] Edward Dorr Griffin, in William Buell Sprague, 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Glasgow: William Collins, 1832), 426 (appendix).
[5] Samuel Hopkins to John Ryland (draft), 17 October 1799, Samuel Hopkins Papers, Trask Library.
[6] Edwards, The Great Awakening, 4:168.
[7] Griffin, Letter on Religious Revival in About Forty Adjacent Parishes.
[8] 同上，1:375.
[9] CEM 1 (July 1800): 29.
[10] Griffin, Letter on Religious Revival in About Forty Adjacent Parishes.
[11] CEM 1 (July 1800): 19.
[12] CEM 1 (July 1800): 23.
[13] Edward Dorr Griffin, A Sermon, Preached September 2, 1827, Before the Candidates for the Bachelor’s Degree in Williams College (Williamstown, MA: Ridley Bannister, 1827), 15.
[14] Cooke, Recollections of Rev. E. D. Griffin, 149.
[15] Sprague, 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435-436 （附錄部分）
譯校：無聲宏揚；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Forgotten, Real Revivals of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