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福德·格里本（Crawford Gribben）著《美國福音派的生存與抵抗：西北太平洋地區的基督教重建》（Survival and Resistance in Evangelical America: Christian Reconstruction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牛津大學出版社，2021 年。210 頁。
美國福音派在社會壓力與日俱增、對基督徒參與政治的最佳實踐共識卻逐日減弱的情況下，面對著各種各樣關於如何與公共領域建立連結的建議。一些人選擇在地方、州和國家層面直接採取行動。其他人則避免這種行動。一些人尋求建立全球權力中心的智庫、學校和其他機構。另一些人則呼籲戰略性撤退，打造一個新社會。
每個運動都有自己的觀點和不斷增加的文獻。克勞福德·格里本（Crawford Gribben）的《美國福音派的生存與抵抗》一書的主角正是這裡的最後一類人。前幾代生存主義者所熱衷的東西如今在美國福音派中也有了追隨者。特別是，數以百計的福音派基督徒正在移居美國西北地區，希望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下面的評論將特別關注格里本對研究對象信仰的描述。他的作品應該能夠幫助牧師和基督徒更好地理解其研究對象所高舉的一些假設。
格里本的目的不是批判，而是描述。他寫道：「『與其說這是一個組織，不如說是一個思想流派』，基督教重建派是由拉什多尼（R.J. Rushdoony）和他的女婿加里·諾斯（Gary North）在 20 世紀 60 年代末發展起來的，但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演變，並在演變過程中不斷地變化。」（第 8 頁）格里本展示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挑戰如何帶來這些變化。
格里本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太平洋西北地區幾個不斷發展壯大的社區。最值得注意的是道格拉斯·威爾遜（Douglas Wilson）等人在愛達荷州（Idaho）莫斯科市（Moscow）帶領的社區，在格里本看來，這也是最成功的社區。通過仔細研究和個人訪談，格里本描述了這些社區的歷史、信仰和麪臨的挑戰，以及類似運動那令人擔憂的歷史。
與 20 世紀中期的基督教重建主義者（Reconstructionists）或神治主義者（theonomists，在本文中這兩個詞是同義詞）不同，當代的神治主義者在主流文化中找到了接受他們觀點的受眾。他們的書籍由大型出版社發行，其他形式的媒體平台上也擁有大量追隨者。邀請人加入這些社區並不是在號召他們退縮，而是召喚他們建設未來。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基督教社會。
格里本在書中主要通過遷居、末世論、政府、教育和媒體五個章節總結了這些群體的共同信仰。
遷居
作者在「遷居」這一章中詳細介紹了在西北太平洋地區尋求庇護的各種組織、個人和團體。值得注意的是，「200 年來，宗教遷移一直在愛達荷州來來去去——他們當中一些人的願景頗爲激進」（第 20 頁），20 世紀 50 和 60 年代，福音派人士開始遷移到愛達荷州（第 22 頁）。20 世紀 70 年代，更多福音派基督徒踏上了旅途，他們深信自己生活在一個不穩定的世界，正在等待末世災難的降臨。
有些人的神治論基於時代論，而另一些人則傾向於改革宗和後千禧年。正如格里本（Gribben）所說：「有些人希望建立家庭或教會，有些人則希望建立堡壘。有些人在爲災難做準備，有些人則在追求千禧年。所有人都想反抗，幾乎所有人都期望生存下去。」（第 28 頁）他們都堅信，美國社會正在迅速衰落，而遷移到到西北太平洋地區將是贏得生存和抵抗的最佳機會。
末世論
接下來的「末世論」那章解釋了各種末世觀點如何爲生存和抵抗戰略提供依據。拉什多尼和其他後千禧年主義者抨擊了時代主義前千禧年派的「遺憾的磨難情結」，迫使基督徒思考社會秩序的聖經基礎以及如何改變這種秩序。他們帶來了希望。拉什多尼認爲，《啓示錄》是「基督在歷史上的掌權、統治和得勝的宣言」。因此，「基督徒」應該「爲一個『已被置於福音約束之下並且各個領域都得到福音化的世界』而努力。」（第 42 頁）這需要時間，所以基督徒必須耐心等待。
雖然後千禧年神治論在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受到了時代主義前千禧年主義的壓制，但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後千禧年神治論找到了更友好的聽眾。最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格里本的說法，道格拉斯·威爾遜——這位曾經相信時代論的有魅力的人士，後來接受了後千禧年神治論並將之發揚光大。20 世紀 70 年代末，道格·威爾遜成爲一間教會的牧師，該教會從他父親吉姆·威爾遜（Jim Wilson）的宣教事工中建立起來。20 世紀 80 年代，道格拉斯·威爾遜開始受到改革宗思想的影響，1988 年，他出版了第一期《教義錄》（Credenda Agenda），這本雜誌普及了拉什多尼等人的後千禧年論。
對威爾遜來說，這些後千禧年論提供了暴風雨中的保障。格里本引用了威爾遜在 1998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威爾遜說：「中世紀是我們所擁有最接近成熟的基督教文化時期……基督徒需要開始更多地思考如何規劃這個故事餘剩的部分，爲下個世紀現代性的消亡做好準備……我們稱爲美國的這個國家已經失落了。」（第 50 頁，強調爲原文所加）
後千禧年主義也有助於解釋威爾遜的成功。格里本敘述道，隨著他的教會發展壯大，越來越多的人遷居莫斯科市，威爾遜的言論變得更加志得意滿。威爾遜說了和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一樣的話，雖然是在很多年之後，他說，耶穌基督「已經是愛達荷州的王了……我們的任務是向內陸地區殘存的叛軍宣佈，他們的首都已經淪陷，他們的統治者已經被廢黜，抵抗是徒勞的。」（第 55 頁）在威爾遜和其他人看來，莫斯科社區提供了一幅美國未來的圖景。但短期的勝利並不是目標，他們的目標是長期的。
政府
在格里本的描述中，隨著基督教重建主義者對福音派的時代論越來越不滿，他們加入了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計劃。格里本稱，「在福音派參與政治的早期階段，大型宗派和在政治上務實的宗教聯盟佔據了主導地位，但現在這些聯盟已經分裂，讓位給了一個更有活力、更多樣化、更有企業家精神的福音派政治格局」。（第 63 頁）格里本認爲，基督教重建派正是在這種分裂中站穩了腳跟。
在那些認爲公共廣場敵視基督教觀點的人當中，威爾遜等人所主張的政府願景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受眾，在當前的體制中在政治上提出了一個無法實現的基督教方式。《教義錄》的編輯們認爲，「大使命的實現......需要建立一個全球性的基督教世界」。
此外，威爾遜認爲他的工作有助於建立一個「通過正式、公開、全民承認耶穌基督統治地位和使徒信經基本真理的方式而結合在一起的國家網絡」。威爾遜繼續寫道，「基督教牧師必須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事情上宣揚耶穌作爲君王的王權」。（第 82 頁）格里本總結道，這將實現一種「受過洗禮的文明」或神權政治即「信奉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只能被限制在私下的家庭場合中」。（第 82 頁）
教育
格里本認爲，基督教重建主義者的目標是建立一種新的教育模式。也許會令人感到吃驚，他們認同基督教教育在公立學校中沒有空間。（第 91 頁）與公立教育相反，他們的任務是建立一個徹底的基督教教育體系，讓基督徒家庭可以根據自己的實踐和信仰教育子女。這導致一些人呼籲建立新的機構，以替代「世俗世界人文主義所控制的機構」。（第 103 頁）正如格里本指出的那樣，莫斯科社區在其他機構失敗的地方取得了成功。
莫斯科社區在 20 世紀 70 年代建立了一所學校，後來又建立了一所大學。格里本說，「由於第二所大學大量閱讀西方文學，追求學術嚴謹，其畢業生進入歐洲精英大學和常春藤聯盟的項目也就不足爲奇了」。（第 112 頁）考慮到其歷史，莫斯科社區實現了前神治主義者的希望，他們認爲基督教教育灌輸的美德和價值觀將塑造未來幾代的社會。
媒體
到目前爲止，這些神治主義者的意識形態似乎挺有意思，儘管老派。那麼它與其他人有什麼關係？是什麼助長了第一章中提到的人口遷移？
正如格里本所言，新媒體的應用讓現代神治主義者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受眾。格里本說，尤其印刷媒體和網絡媒體是主要工具。在莫斯科市，古卷出版社（Canon Press）爲已經接受神治主義假設的讀者提供出版物。許多神治主義者的出版範圍更廣，他們大多繞過福音派出版商，選擇更主流的品牌。作者們在哈珀·柯林斯、蘭登書屋、牛津大學出版社等出版作品。他們在主流出版社的成功表明了他們思想的誘惑力，對跟隨者來說，也表明了他們這個項目的成功。格里本總結道：「莫斯科社區已經生存了下來，並成功抵制了美國的現代性，他們最大的成功可能在於其成員的創造性努力」。（第 143 頁）
最後，格里本沒有對這些神治主義者的主張進行評價，而是反思了他的研究對象如何回答許多美國基督徒正在思考的問題。在福音派的巴爾幹化（「巴爾幹化」是一個常帶貶義的地緣政治學術語，意爲一個較大的國家或地區分裂成較小的國家或地區的過程，這些國家或地區關係緊張甚至處於敵對狀態——譯註）中，格里本闡明了莫斯科市的福音派幾十年來一直在建立和完善自己的計劃。他們的根基穩固，影響廣泛。歷史上粗糙的邊緣已被磨平，他們的成功可以衡量。
讀完格里本的敘述，有一點很清楚——他們不是你父親（或祖父）那個時代的神治主義者。
閱讀格里本的著作對牧者大有裨益。雖然他並沒有對其研究對象的主張或意識形態進行評估，但他的描述有助於牧師們瞭解所有這些神治論的來源，以及他們的觀點中哪些部分可能會吸引教會成員。
這篇書評與格里本的書一樣，旨在多描述、少評價，以促使讀者思考格里本的研究及其研究對象的論點是否有吸引力。不過，請允許我提出幾個問題，以引發進一步的思考。
這種社會經濟學觀點是否忠實於聖經？聖經是否呼籲基督徒爲一個明確的基督教社會而努力？如果是，以何種方式？如果不是，當社會中的一部分人越來越敵視信仰時，基督徒應該努力建設什麼，如何建設？
此外，向西北太平洋地區的遷移模式違反大使命嗎？根據《舊約》，上帝呼召祂的子民離開埃及，向北、向東到達迦南地。在流亡中，祂的舊約子民也感受到了迦南地的向心力，只不過現在是向南向西。想想但以理打開窗戶，向著耶路撒冷禱告的情景。（但 6:10）新約和基督的大使命改變了這一切。《使徒行傳》以「從天下各國」來耶路撒冷參加五旬節的猶太人開始。（徒 2:5）這就是向心力。然而，《使徒行傳》接下來的篇幅卻反其道而行之，用離心力將猶太人推向猶太、撒瑪利亞和地極，目的是讓他們使人成爲門徒。換句話說，格里本講述的向愛達荷州遷移的模式是否代表了一種大使命的逆向，用向心力替代了離心力，爲了嘗試重建古以色列王國？
如今提摩太·凱勒從曼哈頓的牧會工作中退休了，莫斯科市的牧師們會考慮搬到曼哈頓，接手那裡的工作嗎？還是說像曼哈頓這樣的世俗社會中心不是真正關心國家的基督徒應該去的地方？莫斯科社區的計劃是否有什麼地方讓人覺得搬到曼哈頓不太可能，如果是的話，這難道不說明大使命的某些東西已經丟失了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就需要牧師和基督徒重新審視我們對教會使命的假設，以及基督徒對未來的盼望。如果有人想挑戰這裡所總結的願景，那麼格里本的著作是一個有益的起點。我們需要打開聖經，仔細思考這些主張。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Book Review: Survival and Resistance in Evangelical America, by Crawford Gribb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