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年多之前（本文寫於 2023 年 4 月——譯註），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和 1 月 6 日美國國會大廈騷亂之後，名爲「基督教國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的浪潮衝擊了美國主流文化。許多書從歷史和社會學角度探討了這一現象。它們告訴我們基督教國族主義是多麼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仇視同性戀、右翼，乃至是背離基督教信仰的異端邪說。我們關於基督教國族主義的全國性對話已經成爲了主流，這是對所謂「川普時代」的回應。
但國族主義——尤其是宗教國族主義——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也不能用一個簡單的術語來理解。它具有多面性，來自於不同意識形態，並隨著時間和環境的發展而變化。它既體現在政治方面，也體現在宗教方面。自從這塊殖民地建立以來，美國人就一直參與創造複雜而有爭議的國家性。他們對國家的願景一直存在分歧，有時表現爲忠誠派反對愛國派，漢密爾頓黨反對傑斐遜黨，聯邦黨人反對邦聯主義，種族隔離派反對融合派。我們爲什麼要感到驚訝呢？這種國家身份認同的創造過程一直都在進行。
美國歷史展現了國族主義的複雜性。當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熱議基督教國族主義時，卻忽略了美國歷史上國族主義之間的細微差別。不僅如此，我們還忽略了所有美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國族主義者，而宗教又是我們的國族主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爲了幫助我們瞭解歷史，讓我們來看看基督教國族主義自 1630 年以來的幾種形式。然後，我們再看看當代的基督教國族主義。
在這塊新英格蘭殖民地建立之初，清教徒從與上帝立約的角度看待他們的這個項目計劃。他們認爲自己是在實現《舊約》中神學上的典範。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第一任總督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1588-1649 年）在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場講道——「基督教愛心典範」（"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中明確闡述了這一觀點。忠於聖約就意味著上帝會「傾聽我們的心聲，將我們平安地帶到我們所期望的地方」。但如果百姓不忠於聖約，那麼上帝就會「對我們大發雷霆，報復這些起假誓的人，並讓我們知道違背聖約的代價」。羅克斯伯里第一教會（Roxbury First Church）的牧師撒母耳·丹福思（Samuel Danforth，1626-1674 年）曾就《馬太福音》11:7-9 講道，他認爲馬薩諸塞州人民代表了聖經中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躲過法老的憤怒後進入曠野爲耶和華舉行盛宴。殖民者認爲，他們的「曠野之行」具有永恆意義。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在他的新英格蘭歷史《美洲基督教史》（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中將新英格蘭教會（New England churches）視爲《啓示錄》1:20 中的金燈臺。
此外，新英格蘭清教徒認爲發現美洲、宗教改革以及他們的殖民計劃證明上帝快要賜下基督的千年國度，不是比喻性的，而是歷史性的。歷史學家歐內斯特·李·圖維森（Ernest Lee Tuveson）認爲，清教徒用漸近的後千禧年主義取代了中世紀歐洲傳統的千禧年主義，這種後千禧年主義更加積極，對未來更加樂觀。奧古斯丁提出的歷史觀本質上是靜態的，人類應該接受墮落世界的現狀：在罪的重壓下承受咒詛。但清教徒閱讀《啓示錄》得出的觀點是，上帝正在通過祂的子民帶來改進，並最終使天國降臨。他們相信，宗教改革開啓了對這個墮落世界的終結。
從 16 世紀 30 年代到 17 世紀 50 年代，神學與國族主義交匯的主要表現形式是清教徒千禧年主義。隨著歷史環境的變化，神學繼續影響著對國家身份的認同，不斷變化的環境以特有的方式對此施加影響。
總結：
18 世紀末美國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爆發，美國人開始建立自己的國家。美國殖民者將英國在 1763 年戰勝法國贏得七年戰爭看作是真宗教戰勝了反基督的勢力。1763 年後，革命思想從聖經、英國普通法傳統、古典古代、啓蒙運動和激進輝格黨意識形態中汲取靈感，自由主義思想從英國內戰（1642-1649 年）和光榮革命（1688 年）中誕生。歷史學家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和保利娜·梅爾（Pauline Maier）認爲，激進輝格黨意識形態將這些不同的革命思想源泉匯聚成一個連貫的整體。樂馬可（Mark Noll）指出，殖民時期的講道爲這種意識形態施洗並將它們變成清教徒的解經和神學語言，產生出「基督教共和主義」（Christian republicanism）。基督教共和主義是美國國家性的最早體現。
聖經語言與英國自由主義的融合在另一篇美國歷史上著名的講道中清楚地體現出來。喬納森·梅休（Jonathan Mayhew）在對《羅馬書》13:1-8 的講道《論無限順服》（Discourse on Unlimited Submission，1750 年）中，談到了一個受暴君逼迫的國家：「一個國家遭受這樣的虐待，並一致起來反抗他們的君王，甚至廢黜他，這並不是犯罪；而是合理地使用上帝賦予他們的方法，也是他們唯一能夠相互保護的方法」。梅休認爲，一個受暴君統治的國家擔負著正義的責任推翻暴君，因爲君主應該作爲善的使者事奉上帝。當君王不再爲這一神聖目的服務時，人民就有理由推翻他。
梅休的講道受到激進輝格黨意識形態的影響，他是根據受統治者同意原則（principle of consent by the governed）解讀《羅馬書》13 章。在爭取獨立的鬥爭中，將自由主義政治理論與聖經的律法看爲彼此一致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塞繆爾·舍伍德（Samuel Sherwood）於 1776 年就《啓示錄》12:14-17 的講道「教會逃往曠野」，他在講道中將美洲殖民地與教會相提並論。秉承清教徒的傳統，舍伍德用類比的方法將暴虐的喬治三世和英國教會描繪成美國殖民地的迫害者。《啓示錄》12 章中的龍就是英格蘭國王、婦人代表殖民地。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尼古拉斯·斯特里特（Nicholas Street）在 1777 年的講道「美國各州在曠野中所扮演的以色列子民之角色」中，將殖民地人民比爲《出埃及記》中的以色列人，將革命領袖比爲摩西和亞倫，將英國比爲埃及，將喬治三世國王比爲法老，將紅海比爲軍事鬥爭，將戰場上的勝利比爲迦南地。
這種將聖經主題式講道與革命思想相融合的做法給人一種強烈的國家使命感，強化了上帝揀選了美國並賦予這個國家重大責任的觀念。
總結：
1845 年，傑克遜時代的期刊《美國雜誌與民主評論》（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的創刊編輯約翰·奧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發明了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個詞：「天命」（manifest destiny）。在談到美國吞並得克薩斯州時，奧沙利文寫道，歐洲的目的是「限制我們的偉大，阻止我們實現我們的天命，即在神在護理中分配給我們的這塊大陸上繁榮富強，讓我們逐年增長的數百萬人民得以自由發展」。除了基督教「神的護理」的概念以外，「天命」還吸收了受基督教啓發的無辜、使命和千禧年等主題。因此，美國擴張具有神聖的必然性。奧沙利文「天命」的概念爲美墨戰爭（1846-1848 年）提供了重要的理由。也爲 1898 年的美西戰爭和美國建立帝國提供了重要的理由。
奧沙利文是南北戰爭前的重要人物——一位著名的編輯，同時也是外交使團成員，1853-1857 年在富蘭克林·皮爾斯（Franklin Pierce）政府中擔任駐葡萄牙公使。作爲一名社論作者，他爲西進擴張背景下盛行的特殊形式基督教國族主義代言。用國族主義學者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話說，他用徹底的美國式思維看待基督教福音，提出了「千禧『政治宗教』的世俗版本」。他深信上帝的旨意是讓美國擴張至整個北美大陸，正因爲如此，美國崛起成爲大陸霸主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美國是蒙上帝揀選之國，那麼它在道德上就是純潔的。它也是人類進步的先鋒。奧沙利文在 1837 年寫道：「所有歷史都必須重寫；政治學和所有道德真理的整個範圍都必須根據美國所展現的民主原則加以考慮和說明」。此外，上帝選擇美國向全世界傳播自由——「良心自由、人身自由、貿易和商業自由、普遍的自由和平等……美國蒙揀選……是爲了這個神聖的使命。」奧沙利文在 1839 年寫道。
在奧沙利文的「天命論」中，我們看到了清教徒千禧年主義和基督教共和主義的延續，但卻是在新的背景下闡述。我們還看到奧沙利文的種族偏見貫穿了他的國族主義，他認爲從英國來的美國人優於土著人、黑人和墨西哥人。與奧沙利文確定的天命和種族沙文主義相反，林肯的國族主義則更仁慈、慷慨和有示範作用，同時有神學根基。
總結：
林肯致力於維護聯邦制，但到了 1862 年，他知道挽救聯邦的現狀已經不可能了。在 1862 年被林肯稱爲「地球上最後的希望」的聯邦，到了 1865 年它的命運就只能聽天由命了。林肯在第二次就職演說中指出，「（雙方）都閱讀同一本聖經，向同一位上帝祈禱，並且都祈求上帝幫助自己來對抗對方。」但在林肯看來，上帝正在審判美國，因爲它在 250 年來擁護奴隸制度，美國人必須改變他們對自己與上帝關係的看法。林肯堅持認爲，不應討論上帝站在交戰雙方的哪一邊。美國人應該更關心自己是否站在了上帝的那邊，站在上帝那邊就是站在正義那邊。
聯邦的勝利確認了這個國家願景，林肯遇刺神聖化了這一願景，這一點在建造華盛頓林肯紀念堂以其在 1922 年的落成典禮上得到了特別體現。在令人肅然起敬的林肯雕像上有一警句，通過這句警句林肯紀念堂將自己描述爲一座「聖殿」，一個世紀以來，它一直是林肯之正義與美國國族主義相結合的象徵。
「葛底斯堡演說」可能比林肯所寫的任何一份文檔都更能代表林肯的聯邦主義。林肯認爲，南北戰爭是對美國民主實驗能否真正存活下去的一場重大考驗。林肯將這一實驗描述爲「一個在自由中孕育的新國家，投身於主張人人生而平等」，這與仍然奉行自然等級原則的歐洲君主制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聯邦公民們在葛底斯堡用生命捍衛了《獨立宣言》中的這一主張。林肯說，現在需要活著的人再次作出奉獻。
這種再次奉獻的形式應該是「自由的新生」。歷史學家艾倫·蓋爾索（Allen Guelzo）將此比作「宗教復興」，宗教復興的成功將保證自由民主的成功和傳播。蓋爾索注意到，林肯將內戰帶來的持續紛爭置於「世界歷史背景」中。這樣，林肯將美國這個國家作爲標準，使其成爲正義政府的典範，但沒有奧沙利文的種族沙文主義。林肯的聯邦主義是一種基督教國族主義，通過上帝治下的人類自由和平等彰顯希望和繁榮，並成爲一個典範。
總結：
美國第 28 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從 1917 年開始帶領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作出努力。他相信上帝託付美國通過擊敗中央強國和建立國際聯盟，帶領世界進入基督教文明。歷史學家米蘭·巴比克（Milan Babík）將威爾遜的願景與清教徒的千禧年主義聯繫起來：「清教徒的古老夢想，即跨越大西洋從避難所返回舊世界，將美國的千禧國度傳播到全世界，在他看來這似乎即將實現」。威爾遜的理想是建立一個由美國領導的基督教文明的國際秩序，這一理想在 20 世紀美國干涉主義外交政策中發揮了積極作用。艾森豪威爾時期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 1955 年說：「我們的人民一直被賦予一種全球性的使命感。他們相信，他們有責任幫助世界各地的人們獲得機會，成爲上帝要他們成爲的人，做上帝要他們做的事。」這種神聖的使命感和莊嚴的責任感支配著美國的行動，尤其在冷戰初期。
杜勒斯比威爾遜本人更能代表這種作爲基督教國族主義表現形式的威爾遜理想主義，因爲他在推進威爾遜的理想上更爲成功。威爾遜實現持久和平的努力在凡爾賽失敗了，而二戰後杜勒斯在太平洋地區締造和平的努力卻取得了成功。威爾遜還沒來得及看到美國爲了「確保世界的民主安全」而對抗納粹就去世了，杜勒斯卻在冷戰初期成爲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外交官，當時美國及其盟國正在對抗蘇聯的威脅。
杜勒斯反覆提醒美國人，他們的國家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則基礎上的基督教國家，是文明最強大的捍衛者。因此，美國既有獨特的能力，也有莊嚴的責任捍衛人類自由，並對抗人類自由的大敵——蘇聯。如果美國退縮，整個世界都將淪陷。因此，杜勒斯從摩尼教（Manichean）的角度來看待世界，認爲美國是光明和正義的捍衛者，而共產黨則是黑暗和暴政的傳播者。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代表了基督教國族主義傳統的延續，正如歷史學家理查德·甘布爾（Richard Gamble）所言，美國人「視自己爲一種進步的、救贖力量，在基督軍隊前線發動戰爭……解放受奴役的人，醫治深受苦難的人」。
總結：
1977 年出版的一本書掀起了基督教美國的運動。彼得·馬歇爾（Peter Marshall）和大衛·曼紐爾（David Manuel）所著的《光明與榮耀》（The Light and the Glory）一書售出數十萬冊，至今仍廣爲流傳。馬歇爾和曼紐爾認爲，美國是上帝的新以色列，蒙揀選作「外邦人的光」。這本書爲美國恢復其基督教淵源和呼召指明了道路。基督教美國論——認爲美國是作爲基督教國家建立的——建立在衰敗敘事基礎之上。它認爲，美國已經從歷史上基督教的榮耀中墮落，美國人需要尋回所失去的。蒂姆·拉黑（Tim LaHaye）、傑里·法威爾（Jerry Falwell）、大衛·巴頓（David Barton）、約翰·艾斯德莫（John Eisdmoe）等人出版了書籍、宣傳冊、課程和多媒體，以推進基督教美國論。
基督教美國論的主題可歸納爲三類：歷史、神學和哲學。從歷史的角度，「基督教美國論」倡導者認爲，美國的創立者是基督徒，「大覺醒」爲獨立革命奠定了基礎，建國文件的靈感來自基督教。在神學的教導上，他們從「天命」歷史觀出發，認爲美國的特殊性證明了上帝對這個國家的獨特祝福，美國是上帝的選民。從哲學的角度，他們認爲可以用類似於解經的釋經學方法來解讀建國者的初衷。建國者的本意是在國家架構中建立基督教原則。
這種形式的基督教國族主義在今天似乎最爲盛行，批評家們主要在對此做出了回應。
基督教美國運動與以往的基督教國族主義不同，它的支持者將國家導向過去。他們關注的是建國者的信仰、國家的基督教起源以及讓美國回到黃金時代。懷舊情緒在這種國族主義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大約在 1970 年以前，每一代美國人都理所當然地認爲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然而，隨著美國新教共識的緩慢瓦解，人們不再普遍認爲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基督教美國的倡導者現在正試圖恢復國家的基督教屬性。
總結：
美國的基督教國族主義有許多細微差別。我們可以肯定，國族主義必然有其歷史性。所有的國族主義流派都在各自的時代中引導國家的方向，但並不都以同樣的方式。
每一種國族主義都致力於追求必然進步的信念。這些國族主義是進步性的，因爲它們把美國定位爲一個充滿未來的國家。而威爾遜理想主義作爲一種進步性國族主義，直接產生於政治和宗教上的左派（理查德·甘布爾 [Richard M. Gamble] 對此有大量論述）。
國族主義必然具有歷史性的這一事實非常重要。評論、反思、貶低或讚揚國族主義的人都必須瞭解國族主義內在的歷史複雜性。進步國族主義和保守國族主義都是國族主義。在美國歷史的不同階段，進步派和保守派一直都是國族主義者。
這就涉及到歷史的重要性。所有關於基督教國族主義的討論都向我們表明，歷史很重要。我們認爲自己是誰，這關係到我們對待彼此的方式。
在我看來，在基督教國族主義問題上，在對待歷史的方式上有兩種常見的問題。有些人對歷史一無所知，因爲他們認爲歷史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無關，或者因爲他們的歷史老師不好（好像足球教練在歷史課上播放《愛國者》之類的電影來代替實際教學）。還有一些人瞭解歷史，有時甚至相當瞭解，但他們的歷史知識並沒有拓展爲思考歷史的能力。因此，他們利用自己對過去的瞭解，從歷史記錄中挑挑揀揀，從歷史中挖掘出自己喜歡的元素，並利用這些元素來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同時忽略自己不喜歡的證據，忽略會破壞自己立場的證據。
從思考歷史的角度看宗教的作用——宗教如何塑造了美國人與上帝、與其他國家、甚至與自己的關係？歷代美國人的宗教傾向如何？自十八世紀以來，美國的宗教歸屬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宗教對現在的美國人是否和過去一樣重要？
這些問題以及類似的其它問題對於探討美國人的自我思考方式具有重要意義——從美國的獨立、成爲美洲大陸超級大國、獲得世界大國地位、成爲兩極世界中的超級大國以及後來在多極世界中的不斷變化。
美國立國之本是《獨立宣言》中的超越理念：「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在南北戰爭期間，它又再次建立在其他超越性理念的基礎上，例如林肯在第二次就職演說中所說的話：「我們對任何人都不懷惡意，對所有人都懷有仁慈之心，堅定地維護上帝賦予我們的權利，讓我們繼續努力......做一切事情使得在我們自己之間以及與所有國家之間實現公正持久和平成爲可能，並且珍惜它」。
由於美國是一個以超越時空的基本理念爲立國之本的國家，這些理念在道德和本體論上適用於所有世代，因此宗教在美國的國家認同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沒有宗教，美國計劃所必需的思想就毫無意義。因此，沒有宗教或宗教預設的美國國族主義是無法想像的。
在美國這個建立在超越性道德理念基礎之上的國家，我們可以預料到在如何應用這些觀念的問題上人們會有爭議和爭論。我們可以肯定，宗教會像過去一樣被濫用和歪曲，以迎合特定的國家利益，其中的一些手段以及它們所追求的利益是不公義的，與建國文件中所表達的理念背道而馳。但諸如此類的反常現象並不能成爲美國國族主義拋棄宗教的理由。
所有美國人都是某種形式的國族主義者。只要我們遵守法律，承認憲法至高無上，享受美國給予的祝福，訴諸美國理想，以美國之名在國內和國際上爲正義而戰，我們就是美國國族主義的擁護者。摒棄宗教或國族主義就是摒棄美國。
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美國歷史、國族主義以及宗教與美國身份的相互作用。我們應該反對那些扭曲和貶低宗教和國族主義的表達方式，這些表達方式違背了美國的理想，而我們的許多先輩正是爲了捍衛和延續這些理想而獻出了生命。
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可以按照奧古斯丁的愛之次序來反思我們的忠心。正如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寫道：「當守財奴偏愛他的黃金而非正義時，這不是黃金的錯，而是人的錯。因爲儘管它是好的，但可以用邪惡的愛來愛它，也可以用良善的愛來愛它；按照正確次序來愛，就愛得對；不按照正確次序來愛，就愛得邪惡。」正因如此，有必要清楚地解釋愛國主義和國族主義之間的區別，例如史蒂文·史密斯（Steven B. Smith）在其 2021 年出版的《在極端時代重拾愛國主義》（Reclaiming Patriotism in an Age of Extreme）一書中就解釋了兩者之間的區別。
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國族主義的表達方式常常歪曲基督教的信息。但我們應該努力去理解它，當我們譴責它時，我們應該用準確的措辭。國族主義是美國理想的墮落，而不是美國身份的基本要素。在宗教上的偏執違背了憲法保障良心自由並且不以國家權力支持任何宗教，不應該用良心自由爲宗教上的偏執尋找藉口。基督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但我們確實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基督徒在按照正確次序表達愛時，首先要愛基督的國度，其次才是我們的國家，這並不矛盾。
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都從國族主義中繼承了一些東西，無論是政治的還是宗教的。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讓基督教國族主義的批評者利用這一概念來進一步削弱宗教和宗教人士在公共場合的必要權益。宗教必須始終在公共場所佔有一席之地，而愛國主義作爲對國家理念的支持是好的，只要它的次序和理念正確。我們需要歷史和哲學上的精確性，以分辨當前宗教-哲學國族主義的類型，這樣我們才能明智地將寶貴的和下賤的分別出來。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The Many Faces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