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加爾文主義的快速成長，總是存在一個疑問，對此任何人都無法給我提供答案。我與評論家和愛好者、平信徒和牧者進行了交談，並清楚地認識到加爾文主義在經歷了近150年的黯淡無光之後,在美國是如何、何時和在哪裡傳播的。但我在得到「爲何」這個答案之前，就在2008年出版了我的書《年輕,求變,改革》。答案在那之後幾年浮現,而且出自一個看上去不太可能的來源。這一發現將幫助我預見到下一個可能瓦解新加爾文主義的巨大挑戰。

我無法想像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贊同《年輕,求變,改革》裡面許多的內容。然而,這位生於1931年的加拿大天主教哲學家,幫助我看到加爾文主義在我們這個世俗時代反直覺的吸引力。泰勒在我出版《年輕,求變,改革》不到一年之前，出版了他的開創性作品《世俗時代》。我毫不誇張地認爲他的作品可能是過去十年出版的最雄心勃勃的書。他的目的是爲宗教改革以來的500年間西方世俗主義的興起提供一個解釋。

在泰勒所說的"真實性時代"中,不僅僅是宗教信仰已經衰退。甚至許多偶爾去教堂的人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神。社會學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和他在國家青年與宗教研究所的同事已經發現了類似的東西,他們的報告最初也支持了我那本《年輕,求變,改革》書中的研究。即使在福音派教會，許多年輕人也認爲，即使神仍然關注我們的好行爲，但是他卻是遙遠的，與這世界無關。相反，他主要希望我們快樂。因此,在我們這個世俗時代,宗教的目的是在物質或治療方面給予我們想要的東西。我們希望自己一切安好,感覺很好。史密斯和他的同事們給我們提供了西方這種新宗教的著名描述:"道德治療神論"。

泰勒的《世俗時代》深入到哲學和歷史背後的轉向，即自我作爲一切事物的中心。在我們的世俗時代，神只能按照我們自己的定義成爲神。一個被我們所接納的神，即使不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至少也不能反對我們。許多教會可能都在教導"道德治療神論"。但它是一個全新的、與基督教不同的宗教。請思考泰勒如何描述贖罪的現代觀點:

對基督受苦和犧牲的愛及感激之情，對一些人來說，很長時間以來並且以後也將是基督教敬虔和奉獻的核心，但現在對大部分人來說，這看起來是難以理解的，後者甚至是令人厭惡和恐懼的。慶祝像釘十字架這樣可怕的暴力行爲，讓這種行爲成爲你信仰的核心，你肯定是生病了；你肯定扭曲地陷入自我損毀，因爲它平息了你的自我仇恨，或者它平息了你對健康的自我肯定的恐懼。你提升了自我懲罰，而後者是自由的人文主義想要當作病態驅逐到超自然領域之中的。 (《世俗時代》,中文版741-742頁)

不僅僅是加爾文主義者在贖罪上可能是錯的。我們必須生病和扭曲,坐在教堂裡,唱出像"怎能如此"這樣榮耀十字架的歌。那麼,爲什麼我們如此違背時代精神呢?

當我讀泰勒的著作時,這些內容躍進了我的腦海。我們的世俗時代縮小了選擇範圍:要麼神是按照你的條款爲你而設的, ,要麼上是帝設定條款。論及爲什麼我們不應該相信自己,爲什麼我們可以相信被釘在十字架上復活的耶穌，改革宗神學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聖經理由。改革宗神學向我們展示了神是超然的、難以理解的,但卻是臨在且認同我們的。神不是我們幻想出來的宇宙管家。相反，他愛我們到一個地步,把他唯一的兒子送到十字架上,爲我們的罪而死。

在基督教暢銷書排行榜上，很少有作者認爲神是超然和難以理解的。因此,加爾文主義在福音派中仍是少數派，他們更喜歡"要做好事,感覺良好"的神，他承諾給我們今生最好的生活。但是，在幾個世紀前，你會找到許多基督徒合乎聖經、神學豐富的洞見。"表現性個人主義」使我們開始根據是否內在地與我們產生共鳴來評估真理，而他們在這樣的轉變之前就寫下他們的著作。這不是那位叫我們背起我們的十字架跟從他的神。這樣的神對全家人來說都不安全。但他是這樣一位神，被清教徒和神學家們，諸如約拿單·愛德華茲這樣的人所尊崇。加爾文學院的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 A. Smith)說，在世俗時代，閱讀這些人的作品幾乎是禁忌:「按照現代人的感知，這不僅使約拿單·愛德華茲看上去匪夷所思，而且應該受到譴責：愛德華茲的神是關於神的,而不是我們。（《如何不世俗》,注115)。

在世俗時代，你可以崇拜神，也可以崇拜自己。這是一個古老的謊言——就像伊甸園本身一樣古老——但它在智能手機時代特別吸引人。有什麼東西是我們不能從我們的股掌之間獲得的?地方教會能提供什麼更好和更炫的東西，是我們無法通過谷歌搜索找到的? I當我仍在著寫《年輕，求變，改革》時，iPhone首次亮相，這絕非巧合。任何經歷信息革命的宗教都需要提供對神和生活方式的願景，更具挑戰性，從而變得比智能手機所帶來無休止的分心更引人注目。

這就是改革宗傳道人基於聖經所提供的畫面，神按照其良善的護佑治理一切，甚至包括救恩。沒有什麼比知道神在創立世界以先揀選了我們更讓人謙卑、受激勵的了(弗1:4)。一個不僅僅只是關心讓我們感覺良好的神，實際上是一個值得我們崇拜的神，甚至值得我們敬愛，因爲他向我們展示的生命並不在於我們豐富的財產(路12:15)。毫不奇怪,大衛·普拉特（David Platt）的《激進》（Radical）在2010年同時熱銷。他懇求我們不要相信這個世界的承諾，即通過尋找自己內心來獲得意義，用許多物質的東西讓自己更舒適，以此可以找到美好的生活。

改革宗神學可能像烈性酒一樣讓你倒下,但它給了基督徒一個堅實依靠。改革宗神學的最初浪潮來自與約翰·派博（John Piper），他告訴我們不要浪費我們的生命，同樣還有阿爾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像當代的弗朗西斯·薛華（Francis Schaeffer）一樣教導世界觀。馬特·錢德勒（Matt Chandler）的講道宣講神的美麗和愛，被上傳到YouTube後廣爲流傳。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寫了一本又一本書進行文化上的護教。凱文·德揚（Kevin DeYoung）發表大量及時、清晰、有確信的博客文章。

10年前還不太清楚，但在這份影響者名單中,你可以看到這場運動與早期趨勢有何不同，例如葛培理（Billy Graham）、哈羅德·約翰·奧肯加（Harold John Ockenga）和卡爾·亨利（Carl Henry）等人領導的戰後復興。這個趨勢揭示了第一個轉變，是我在出版《年輕，求變，改革》後所觀察到的。

從救恩論到教會論

我們不應該想當然地認爲YRR（新加爾文主義者）會在加爾文主義牢籠階段倖存下來。也就是說，他們不是僅僅把加爾文主義當作一種理論來對抗意識形態的反對者，而是當作神學來委身。與2008年我的預期相比，在過去十年中，因加爾文主義而分裂的教會、家庭和宗派相對較少。情況本可能更糟，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爲神學論述的焦點從救恩論及神的護理轉向了教會論，有關教會的教義。

轉折點出現在2008年。當年在美南浸信會大會上，人們期待已久的對加爾文主義者的清洗讓位於一個求之不得的休戰。這是因爲當面對一個選擇時，SBC（美南浸信會）更關心傳福音，而不是追捕加爾文主義者。加爾文主義者長期以來一直討厭別人加諸於身的極端加爾文主義的指責，說他們不向所有人傳福音。此外，隨著年輕的牧師們走上領袖崗位，這種論調變得更加難以維持。普拉特，直到最近還擔任國際宣教委員會（IMB）主席,在他的伯明翰地區的超大型教會進行宣教事工。現任SBC主席J.D.格里爾（J. D. Greear）帶領羅利-達勒姆的頂峯教會，該教會的宣教士比IMB第二大差派教會多出七倍。奧斯汀石頭社區教會，由福音聯盟成員馬特卡特帶領，聲稱甚至比頂峯教會差派了更多長期宣教士。鄉村教會牧師馬特·錢德勒接任全球教會植堂網絡Acts29（使徒行傳29章）的主席。

可以肯定的是，新加爾文主義者仍然拒絕某些復興主義的引誘，尤其是講台呼召和帳篷復興。他們還拒絕將教會的目的簡化爲傳福音，就像他們所觀察到的、上一代所流行的以慕道友爲中心的運動。但是，他們仍然熱衷於宣教和傳福音，他們把地方教會看作是上帝救贖計劃中宣教行動的所在。

看看兩年一度的牧師會議T4G-《共同致力於福音》（Together for the Gospel），我在2006年的《今日基督教》中描述過。T4G由國會山浸信會主任牧師狄馬可領導，他成爲整整一代牧師的導師、摯友和訓練者。而正如我所寫的那樣，他正服侍另一代人。本期九標誌期刊是成千上萬的牧師的首選資源，他們渴望學習聖經的呼召和事奉的實踐。

隨著YRR新加爾文主義者的老去，年輕人必須學習如何真正帶領教會，而不僅僅是讀書，如何牧養，而不僅僅是發博客反對阿民念主義者。他們必須學會如何與其他教會合作，而不是要就所有問題達成一致。T4G爲教會間的合作樹立榜樣，浸信會、長老會和靈恩派堅持他們各自不同的信念，卻仍然在一起。莫勒關於神學之「檢傷分類」的教導幫助新加爾文主義牧師避免了前幾代人的一些錯誤。像葛培理和亨利這樣的人並非以地方教會領袖而出名。這對單純的基督教、或達成基本一致的福音派有一些用處。但它導致了對地方教會和宗派的混亂與忽視，並且已經屈服於自由派。

莫勒的檢傷分類區分了一層、二層和三層問題，以便我們瞭解我們應該如何認真對待分歧。相比之下，達成最基本一致的福音派對開放神論和普救論等對神屬性的攻擊，則沒有任何抵抗力。這種分類幫助人們對羅布·貝爾於2011年出版的《愛情勝利》一書所帶來對一層問題的威脅敲響警鐘。

同時,分類也幫助新加爾文主義者避免了基要主義的好戰和孤立。第二層教義，如洗禮、主餐、聖靈恩賜和教會治理仍然至關重要，即使我們不會在每一個結論上都意見一致。分類幫助我們找出彼此之間巨大的不同，但不對自己的朋友或歷史上的屬靈英雄定罪並打入地獄。否則，新加爾文主義者將從基督教歷史和普世教會中切斷，就好像多納徒主義尋求那站不住腳的純潔一樣。最後，神學分類避免踏入一些曾經分裂教會的特定話題，比如被提或千禧年。這就是與歷史相連帶來的幫助。不是每一件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所認爲重要的事情在今天或者將來都是一座值得戰死的山頭。

但是分類不能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現在,我們看到新加爾文主義者內部和新加爾文主義者之間，甚至在同一教會內部也出現重大分歧。福音派可能無法經受住這種轉變。新加爾文主義者可能也不行。在這一點上，我指的是最近從教會論到公共神學的轉變。

從教會論到公共神學

當我在研究新加爾文主義時,Facebook有5000萬用戶。今天,它有超過20億。推特直到2006年才發明。在那之前，博客一直是社交媒體的範疇，這是一個日益壯大的媒體，自權力的民主化以來一直如此。沒有編輯，任何人都可以發表他或她對任何事情的想法。你可以讓自己成爲歷史、神學、文化、你最喜歡或最討厭的公眾人物的事情上的權威。博客聚集在一起，鼓勵年輕的牧師和神學家離開主流教會和實用主義的教會，擁抱改革宗神學。

僅僅十年後，場景就完全不同了。你不需要開博客就可以擁有影響力和聯繫。你不需要寫長文。你只需要一個話題標籤。或單擊"點讚"按鈕。這場社交媒體革命最好的部分是，我們聽到那些經常被老派媒體邊緣化的聲音，尤其是婦女和少數族裔。

因此,這是一個值得歡迎且早該進行的改革。然而，它對福音派，包括新加爾文主義者提出了重大挑戰。他們將如何解決貶低女性、性虐待和種族不公等問題，這一點根本不清楚。看來改革宗神學和互補主義爲我們提供了充足的資源來爲受害者罰發聲和爭取正義。例如，看看派博在伯利恆浸信會的繼任者傑森·邁耶（Jason Meyer）,以及他對家庭虐待的講道。那麼,爲什麼男性領袖有時罪惡地濫用他們的權柄呢?爲什麼改革宗神學有時被用來作爲種族壓迫的掩護，從南北戰爭前的南方到南非?

過去十年體制動態的變化使這一掙扎更加艱難。十多年前，新加爾文主義領袖跨越了大教會和宗派，有些人認爲沒有問題，其他人只看到問題。當然，機構容易自我保護，對批評持防禦性。機構領導人面臨沉默和共謀的引誘。同時，局外人身份也有其批評和以最壞動機揣測機構領袖的誘因。這些爭端會引出雙方出於驕傲的最糟糕的猜疑。

在經歷了十年的變化之後，對於許多年輕女性、少數族裔和其他在是否適合新加爾文主義者的問題上掙扎的人來說,更多的變革不可能很快到來。在許多方面，這與最初引發新加爾文主義的危機並無二重，年輕的福音派教徒對他們在家庭和教會中沒有學習到重要的聖經真理感到不滿。如果千禧一代和年輕的Y一代沒有從新加爾文主義者那裡學習到福音如何裝備他們與推特上看到的不公義爭戰，他們是否會選擇到別處尋找帶領、目的和歸屬嗎?

聯合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奧巴馬總統在我出版《年輕，求變，改革》後當選。新加爾文主義運動能否在「黑人生命珍貴「與川普總統的問題所帶來的分歧中倖存下來？今天,我看到我們關於公共神學的辯論的兩面，相比與其他一些改革宗人士，一些改革宗人士甚至在非信徒身上找到更多共同點。換句話說，對於公義和稱義之間的關係，幾乎沒有一個統一的觀點。對教會在領導反對墮落世界中不公義的作用沒有統一的看法。有人說，如果我們只是傳福音，我們將看到改變。其他人指出，教會長期以來一直傳福音，仍然爲奴隸制、種族隔離這樣的罪辯護、祝福、甚至參與其中。

這個問題不是從新加爾文主義開始的。約翰·斯托得和葛培理在社會公義和福音是飛機的兩翼（斯托得），還是福音必須成爲船頭（葛培理）的問題上意見不一。至少在這一點上，我看到新加爾文主義領袖之間非常團結，他們同意葛培理的觀點，即福音必須具有優先性。儘管如此，這給關於福音與社會公義之間的關係留下了很大的爭論空間。

前進的道路

如果我可以大膽地預測未來，我認爲我們將看到少數人（邊緣人群）被神使用，來提供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作出榜樣。我們應該在耶穌的僕人中尋找智慧和指引，他們的生命揭示了門徒的代價。無論公共神學如何最大程度發現福音書中耶穌的身份與作爲，這都會吸引年輕基督徒的心和思想。耶穌醫治了病人，餵飽飢餓的人，宣告天國的福音。我們也必須這樣做。

同時，我們的教會在實踐大使命時，必須勇敢且富有同情心。我們的事奉絕不能迴避這個問題：「我當如何行才能得救?」正如派博所說：「基督徒關心所有苦難，尤其是永恆的苦難。」我們跟隨耶穌,他"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10:45)

任何持久的公共神學都將建立在國度已然/未然的基礎上。基督來到世上，開啓救贖。但是，直到他再來，才會終結所有的罪惡。因此，我們帶著盼望事奉——也許也許我們甚至可以治癒癌症。即使我們這樣可以做到，如果基督沒有很快再來，我們也會死於別的東西。對一些人來說，救贖的希望會讓我們對這個世界顯得悲觀，即使我們愛人如己的時候。同時,"我們在神面前，在得救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氣"(林後2:15)。

承載天國盼望的行爲將會得勝，因爲言語從未像如今社交媒體上的內容那樣廉價。事實上，約拿單·愛德華茲稱呼言語是不可靠的「宗教情感」的指引。250多年前，他寫道：

人們願意大大談論宗教之事，這可能出於好的原因，也有可能出於糟糕的原因。可能是因爲他們的心中充滿了聖潔的情感，因爲內心情感的湧流而說話；也可能因爲一個人不聖潔的宗教情感而說這些話。

比森神學院的愛德華茲學者傑拉爾德·麥克德莫特（Gerald McDermott）這樣說:"聖經從來沒有說，談論有關神的事情的能力是真正歸信的可靠標誌"(《看見神》，57頁)。路德說過（就彷彿他直接在推特上寫下來一樣）,

紛爭帶來這樣一種邪惡，當他們被爭論佔據，他們就忽略了那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他們的靈魂就被褻瀆。

在社交媒體上進行公共神學的討論，這樣的問題在於，它加劇了過去十年來新加爾文主義已經很明顯的問題。太過注重恩賜和屬世的成功，從而付出失去品格的代價。我們被數字迷住。有時，如果有人取得了事工的成功，我們心甘情願地忽略其不成熟、甚至明顯不敬虔的行爲和言語。通過社交媒體，憤怒已經成爲名聲的貨幣。有時年輕的基督徒、甚至傑出的牧師都拋棄了品格。但是，一些年輕領袖也受此影響，我們可能在一段時間後遭受更大的痛苦。

那麼，什麼樣的公共神學反映了宗教情感並且尊榮神？愛德華茲寫道：「直到我們捨棄最深的情慾，直到我們順服那最困難的職責，直到我們去愛那最討厭的人，不然基督再也不會向我們顯明他的愛。」

這就是基督教要在我們這個"真實時代"所傳達的耶穌基督的福音，這個時代告訴我們去沉溺於感覺良好的東西，避免任何讓我們感到不舒服的東西，把我們帶出我們的安全空間。對於基督徒來說，這個呼召意味著我們不能在標籤式地抗議性奴役的同時，沉迷於色情。這意味著在分享一篇#MeToo文章時，不要刻薄地對妻子和女兒說話。這實際上意味著向其他種族的朋友學習，而不僅僅是抱怨教會中的白人至上，或者哀嘆歐洲在伊斯蘭移民下的命運。它意味著花時間與窮人在一起，瞭解到在基督以外你自己的屬靈貧窮，而不是隻抵抗帝國主義，讚美資本主義的美德。

使用標籤、分享文章、與「白人至上」鬥爭、揭露帝國主義、欣賞資本主義。但是只是用言語是很廉價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廉價。我們只是譴責罪惡並不足夠，或者如愛德華茲所言：「

他的順服必定不止包含消極的順服，或僅僅是避免邪惡的行爲。基督在馬太福音25章，是代表那些左邊的山羊，爲那些「我餓了沒有給我吃的」這樣的罪而承擔定罪與永火刑罰。

簡而言之,任何以基督的名義進行的公共神學都必須結出聖靈的果實：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5）。這是羅馬書12:9-21中使徒保羅的看見: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爲聰明。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爲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爲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爲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你不可爲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爲了使新加爾文主義者在合一中成熟，我們的公共神學必須通過我們的教會論將我們的神學付諸實踐。在基督裡，我們饒恕彼此。那些屬於基督的人，不是我們的仇敵。地方教會檢驗我們的神學。你的神學是否引導你愛那些與你有不同觀點、甚至持有錯誤觀點的信徒？它驅使你去教導不成熟和被誤導的人嗎？它能讓你對破碎和有罪的人保持耐心嗎?

你的神學是否引導你在家裡、教會和社區中順服權柄？它使你愛你在世上的仇敵嗎？你是否披戴基督的愛，如他爲我們成爲僕人那樣，給餓了的人吃的，渴了的人喝的？你是否和基督一樣，去祝福那些逼迫你的人嗎?

這種改革宗神學將改變世界。它將吸引每一個部落、語言、國家和民族的人。它將融化我們仇敵的心。它將在任何艱難困苦和逼迫中托住我們。它將把我們的情感和盼望引向基督，他還要再來。

再過10年，很可能沒有人會再談論新加爾文主義。讓我們不要因爲不願謙卑而發生這樣的事情，而是因爲引領彼此更深進入滿有挑戰卻滿有榮耀的基督的事奉。讓這樣的事情發生，是因爲我們的年輕人永遠不會遇到這樣的一個時代，他們的父母、牧者和教會曾選擇其它的道路。

翻譯：路程。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Still Young, Restless, and Reformed? The New Calvinists at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