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基督徒回顧十六世紀的歐洲時，大多數人都會對那個時期的神學遺產抱有濃厚的興趣。宗教改革（或者說諸多的宗教改革）改變了基督教的形態，特別是在西方的基督教，並爲全球基督教會的擴張性發展設定了軌跡。然而，這一時期爲人熟知的往往是基督徒在神學上的分歧而不是基督徒的合一精神。新的神學傳統（以及隨後的宗派）往往是通過公開辯論和紙上論戰而形成的，在這樣一個時代，人們在何處能看到大公精神呢？
誠然，新興的神學立場在基督教團體和教牧同行之間造成了深刻的裂痕。在維騰堡，路德與他的同行安德烈亞斯·卡爾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之間的分歧日益加深，這使得路德對改革的熱情大打折扣。在蘇黎世，茨溫利（Zwingli ）最終選擇了袖手旁觀他以前的學生費利克斯·曼茲（Felix Manz）因其宗教觀點（以及對民事命令的抵制）而被處死。[1] 加爾文不僅支持對邁克爾·塞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的公開審判，也與日內瓦市議會中的基督徒成員關係緊張。在瑪麗·都鐸統治英格蘭的時期，諸如巴爾塔薩·胡布邁爾（Balthasar Hubmaier）被處死、蘇格蘭紅衣主教比頓（Cardinal Beaton）和喬治·威沙特（George Wishart）的死亡以及明斯特起義（Münster Revolt）等血腥事件層出不窮，它們或是天主教徒與改革宗基督徒之間，有時甚至是改教運動內部的對立。
在宗教改革激烈，暴力事件頻發的時代背景下，也有基督徒合作和秉持大公精神的傑出典範。馬丁·布策（Martin Bucer）就是一位爲基督徒之間的合作而做出重大貢獻的牧師和改教家。布策是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最著名的改革家，他影響了法國、德國、英國和瑞士的宗教改革。他在與天主教、改革宗、路德宗，甚至重洗派領袖的神學討論中表現出了友善的精神。也許布策應該被稱爲「善於合作的牧師」，而不僅僅是「斯特拉斯堡改革者」。
在布策數十年的牧師生涯中，他按照聖經逐卷教導和佈道。其中一些佈道後來以釋經書的形式出現。[2] 布策最早的出版物之一是《基督徒之愛》（Instruction in Christian Love，1523 年），這本書描述了在基督裡的信心（由於聖靈的工作）所應表現出的品格特徵。在這部著作中，布策簡要概述了基督教事工中屬靈領袖應具備的主要品質。
《基督徒之愛》是布策願意爲福音合作尋找共同根基的早期證據。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他帶頭建立了教會之間的各種合作關係，他相信這些合作關係將促進宗教改革事業、培養基督徒的成熟品格並擴大基督徒的見證。
他的教牧職責至少在三個方面推動了布策發展在福音中的夥伴關係：
布策以聖經作爲神學和教會改革核心要旨的熱心受伊拉斯謨（Erasmus）和路德的雙重影響。「兩人都主張完全徹底地回歸聖經，以解釋聖經爲『做』神學的主要方法，兩人似乎都共同強調以基督爲中心，」一位歷史學家指出，對布策來說「正是因爲認識到傳福音的共同使命，因此才同時與這兩位結盟，並將他們視爲共同事業中的夥伴。」[3]
從伊拉斯謨的人文主義影響開始，布策認爲解釋聖經不僅是教牧事工的關鍵，也是不同牧師和神學家聚集在一起探索上帝對教會旨意的根基。正如布策在《基督徒之愛》中所寫的：
「我們必須首先堅守神的道，聆聽它，閱讀它，孜孜不倦地默想它，並據此行事。我們不能讓任何人阻止我們遵守上帝的聖道；爲了遵守上帝的聖道，我們必須甘願冒著風險犧牲榮譽、生命、財產以及上帝賜予給我們的一切。因爲只有上帝的話語才能使我們健康和蒙福。神的話語帶來信心；信心帶來愛；愛帶來良善的果子。」[4]
布策以致力於教牧關懷而聞名，他認爲教牧關懷是牧養事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做法促使他在斯特拉斯堡爲一群神學上各不相同的宗教難民提避難所。他在服事期間接待了重洗派基督徒、茨溫格利派基督徒、路德宗基督徒和一些天主教徒。布策會與客人進行神學討論，同時表現出基督徒的恩慈。他在神學上既不消極，也沒有引起不必要的分裂。
例如，1526 年 12 月，布策與沃爾夫岡·卡皮託（Wolfgang Capito）合作，與重洗派領袖邁克爾·薩特勒（Michael Sattler）進行了一場公開辯論。儘管布策與薩特勒的立場不同，但當薩特勒幾週後在奧地利殉道時，布策稱他爲「基督的殉道者」。[5] 在《基督徒之愛》中，布策將服事中的恩慈描述爲引導人走向真理的一個要素：
因此，牧師不僅要甘願犧牲自己的身體，甘願犧牲自己的物質財富，而且要甘願犧牲自己的屬靈生命和祝福，只要他宣講的聖道能引導他人認識上帝、獲得福分，從而讚美並永遠尊榮上帝的美善。[6]
1538-1541 年，年輕的約翰·加爾文被流放到斯特拉斯堡，牧者心態使得布策成爲了對他最有影響力的教牧導師。後來，加爾文在詩篇和羅馬書註釋書序言中提到了布策的影響，並稱讚布策是一位忠實的解經學者。[7] 斯蒂芬·範德瓦（Stephan van der Watt）寫道：「最重要的是，布策的友誼和父親般的支持是塑造加爾文成爲未來教會改革家的決定性因素。他真正幫助加爾文重拾了對基督教事工和教會的使命感。」[8]布策無私的指導不僅使加爾文重新成爲一位主要的改革家，還幫助加爾文認識到他的事工必須以牧養爲中心。
布策主張，教牧事工應以謙卑的事奉爲標誌。他在《基督徒之愛》中指出，基督徒的事奉應該以「從信仰中產生的無僞之愛」爲驅動力。[9] 布策認爲自私是教會事奉的主要障礙。他寫道：「然而，如果一個人想要跟隨基督，也就是想要轉過身來，重新擁有正確的地位和品格，他就必須讓（他）那受毒害的本性把他放在自己身上的愛，全都放在他的鄰舍身上。」[10]
牧師們也難免驕傲和愛自己。然而，謙卑的信心和聖經是牧師治死老我的關鍵工具。布策寫道：
「因爲如果一個人的信心是完整，完全的，如果他的心完全接受了聖經……那麼他就不可能追求自己的私慾或只爲自己而活，因爲他肯定會從聖經中準確地知道，這樣追求私慾會毀滅自己，從而失去生命和一切。」（路 9:24；約 12:25）[11]
在不確定和衝突中謙卑開啓了堅守信心的門。布策經常發現自己被捲入宗教衝突中，但他渴望建立一個健康的、能夠展現福音的教會，這樣的願望堅定了布策的大公熱心。這樣的決心幫助他在一個不團結的時代建立基督徒之間的合一。
1549 年 4 月，由於查理五世戰勝了施馬爾卡迪聯盟（Schmalkadic League），布策從斯特拉斯堡流亡國外，他收到了幾份避難邀請：日內瓦的加爾文、維滕貝格的梅蘭希頓（Melanchthon）以及丹麥和巴塞爾的其他改革者。[12] 最終他定居在劍橋兩年擔任神學欽定教授，這擴大了他對英國宗教改革的影響力。由於致力於發展在傳福音和教會改革上的合作，布策流亡在外的這一段時期也收穫了持久的教牧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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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phen Eccher, Zwingli the Pastor: A Life in Conflict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24), 140-142.
[2] 例如，參見 Jason K. Lee and William M. Marsh (eds.), Matthew in the Reformatio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Downers Grove: IVP Academic, 2021), 14-15, 26, 227-228.
[3] N. Scott Amos, 「Bucer among the Biblical Humanists: The Context for His Practice in the Teaching of Theology in Strasbourg, 1523-1548,」 RRR 6.2 (2004), 141.
[4] Martin Bucer (trans, Paul T. Fuhrmann), Instruction in Christian Love (1523)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52), 51-52.
[5] Martin Gershat (trans. Stephen Buckwalter), Martin Bucer: A Reformer and His Time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4), 69.
[6] Instruction, 30.
[7] 參見加爾文的 "Epistle Dedicatory"，收錄於 Commentary on Romans (www.ccel.org).
[8] Stephan van der Watt, "Wholehearted Commitment to Sound Pastoral Theology and Care: What Martin Bucer and John Calvin Can Teach Today's Pastors," CTJ 56.2 (2021) 239.
[9] Instruction, 46.
[10] Instruction, 29.
[11] Instruction, 49.
[12] N. Scott Amos, "The Alsatian among the Athenians: Martin Bucer, Mid-Tudor Cambridge and the Edwardian Reformation," RRR 4.1 (2002) 97-98.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Martin Bucer as a Cooperating Pas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