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一個在美南浸信會圈子裡長大的孩子，我通過「被提」（Rapture，「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帖撒羅尼迦前書》4:11——譯註）電影瞭解了自己在美國文化中所處的位置。這些電影基於「流行時代論」（pop-dispensationalism）對預言的解讀，描繪了教會將突然從地上被提升天，在空中上升直到與（對觀眾而言）看不見的耶穌基督同在的情景。這些電影總是描繪那些被「拋棄」之人的恐慌，刻畫出一旦文化中的「光和鹽」消失了社會就會陷入混亂的場面。但我們從未想過的是，如果這樣的「被提」真的發生了，美國文化可能會因爲擺脫了我們而鬆一口氣。
歷史學家裡克·佩爾斯坦（Rick Perlstein）指出，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爆發的「文化戰爭」實際上是世俗預言圖表的對決。他寫道：「一方認爲是解放，而另一方則認爲是啓示」，反之亦然。很難反駁他的論點。在紐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上（Woodstock Festival， 1969 年一個吸引了 400,000 人次的音樂節，在美國紐約的牧場舉辦，被廣泛認爲是流行音樂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譯註）吸食了迷幻藥的大學生在泥濘的泥水中裸體嬉戲的場景，對於美國中部人民——他們是世上的鹽——來說似乎太恐怖了，「寶瓶時代（The Age of Aquarius，它標誌著基督教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譯註）的降臨」對他們來說似乎是一種威脅。與此同時，梅爾·哈格德（Merle Haggard）反對革命的歌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只不過是反過來而已。在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說「我們在馬斯科吉（Muskogee，美國俄克拉荷馬州東部阿肯色河畔的一個城市。——譯註）不抽大麻。」一定會讓你感覺糟糕透頂。
美國基督徒的問題在於我們總認爲「我們」比「他們」多。我們有時搞不清楚自己說的「我們」究竟指的是誰。
教會屬於「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這一觀念並不開始或終結於以這個名稱命名的政治運動（「道德多數派」是一個與美國基督教右翼和共和黨相關的美國政治組織和運動。它由浸信會牧師法威爾及其同事於 1979 年創立，並於 20 世紀 80 年代末解散。它在動員保守派基督徒作爲政治力量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共和黨總統勝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譯註）。當時的想法是，大多數美國人認同基督教的目標，至少在道德層面上如此。這個看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正確的，因此也助長了這種看法。大多數美國人確實認同基督教，而基督教的教導——比如去教堂參加禮拜和道德上的自我約束，也得到了文化的認可，被看作是塑造良好公民的方式，這樣的公民能夠抵抗邊境衝突或全球共產主義的挑戰。美國的主流文化確實渴望至少實現基督教會所談論的許多理想：健康的婚姻，穩定的家庭，通過禱告結合在一起的強大社區。
然而從政治和社會角度講，一個團體應該參加一個廣泛聯盟，然後作爲多數派的一員發言。問題是從一開始，基督教價值觀在美國文化中就比基督教的福音更受歡迎。這就是爲什麼幾乎在美國歷史的任何時代，人們都可以大談「上帝和國家」，但一提到「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就會產生文化上的距離。上帝作爲負責保佑美國的神，在美國文化中始終受歡迎。但是必須通過基督寶血的中保之工才能接近的上帝，讓人卻很難在愛國音樂的伴奏中或扶輪社（Rotary Club，由分佈在 168 個國家和地區中，超過 35,000 個扶輪社組成的服務性國際組織，是一個非政治和非宗教的組織，其宗旨是藉著彙集各領域的領導人才，提供人道主義服務，促進世界各地的善意與和平。——譯註）的禱告中說出「阿們」。
然而現在越來越清晰的是，美國文化不僅拒絕基督教正統教義、福音派基督教，也拒絕「傳統價值觀」的關鍵方面。這一點在政治上可以從「文化戰爭」的「楔子問題」（wedge issues，在通常團結的群體中，存在爭議或分裂的政治或社會問題。——譯註）中看出來，這些問題曾經偏向於社會保守派，而現在卻偏向於道德自由主義者——從性問題到毒品法，從宗教的公開表達到家庭的定義。事實證明，現在在馬斯科吉他們確實吸食大麻。
美國基督徒需要從這裡思考今後的道路。許多人會發現，另一個選擇是某種形式的受害者圍困心態（siege mentality，是一種共同的受害和防禦感，這是從對實際圍困軍事防禦的實際經驗中得出的術語。這是一種集體心態，一群人認爲自己不斷受到攻擊，壓迫或孤立，因爲世界其他地區對他們的消極看法。——譯註）。有些人會保留曾經的基督教美國的幻想，他們會更加憤怒，認爲我們失去了理應屬於我們的東西。有些人則希望在世俗生活中融入更廣泛的文化，同時在教會中開闢反文化的道路以堅守福音。但我想說的是，我們周圍的文化動亂既不應讓我們握緊拳頭，也不應讓我們擰緊雙手。
我們應該把美國正在發生的文化動盪當作一種釋放——將我們從未曾意識到的捆綁中釋放出來。美國文化與教會的密切關係導致美國教會的許多人在閱讀聖經時，以爲聖經彷佛在指向我們的美國本身。這就是爲什麼許多教會對《歷代志下》7:14 的反覆解讀都集中在國家復興上，將其作爲國家蒙福的方式，卻從未問過這段經文中的「我名下的子民」究竟是誰，以及根據福音「醫治」意味著什麼。
這就是爲什麼在美國文化最保守的地區，基督教往往成爲一種在社會中獲得一席之地的儀式，卻沒有重生的捨己力量。在「聖經帶」（Bible Belt，美國的基督教福音派在社會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地區，俗稱保守派的根據地，多指美國南部。——譯註），成爲一名優秀的美國人意味著重生。在這種背景下，福音似乎遠沒有在新約見證中的猶太教和希臘異教背景下那麼陌生。現在我們終於不得不認識「我們」是誰了，並認識到只有當我們不把美國公民的身份看得最爲重要時，我們才能成爲最好的美國人。
教會現在有機會在一個不認同我們「價值觀」——連假裝認同都不願意裝了——的文化中作見證。這不是一個悲劇，因爲我們的使命本來就不是宣揚「價值觀」，而是談論罪、公義和審判，談論基督和祂的國度。我們現在必須闡明我們以前假設大家都懂的概念，比如「婚姻」「家庭」「信仰」和「宗教」等。因爲耶穌和使徒們也做了同樣的事情——從創造和福音的角度定義這些概念。我們本應該一直這樣做。而現在我們將不得不這樣做，哪怕只是爲了讓人們能理解我們。
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不驚慌、不憤怒地對待美國文化。這會很難。我們會看到一些我們確實應該爲之感到遺憾的事情正在發生。過去，美國公民宗教的外衣曾阻止了這些事情。此外，總有人要用不合理的方式自我保護，比如以戲劇性的方式表達憤怒，以此體現自己對基督教的信念。不過，這種反應是失敗者的策略。而我們不是失敗者。
我們的終極目標不是一個基督教美國——無論是存在於虛構的過去，還是盼望的未來。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基督的國度，他們來自各國、各族、各方、各民。在基督裡，我們是這個國度的後嗣。我們可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不是在文化上被邊緣化、或在社會上經受挫敗，而是在上帝的詛咒下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我們已經經歷過了。在我們身上最美好的事情也已經發生了。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與祂一同坐在上帝的右邊。這應該給我們帶來釋放，讓我們能夠站起來談論，不是因爲我們是道德或其他方面的多數派，而是因爲我們是未來的使者，向渴望好消息的靈魂傳揚。
美國文化的轉變使那些「被提」電影在更多方面預言成真。被提確實正在發生，但在我們面前蒸發掉的是那些掛名的、文化上的基督教教會。走好不送。我們卻將繼續前行，傳揚福音，爲國度服事。我們也許會遭遇詆譭，經歷誤解，但我們絕不會被拋棄。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Left Behind in America: Following Christ after Culture Wa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