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到批判那些吸引人的教會方法論，很少有群體比九標誌的讀者更會說「阿們」了。當吸引主義（attractionalism）說，「我們所提供的正是你在尋找的敬拜體驗」時，我們這些「九標誌愛好者」就會嗅到危險。我們相信會眾聚會不是爲了獲得被動的體驗，而是作爲積極的參與者獻上敬拜。
「神啊，我們感謝你，我們不像那些人。」
但是等一下。
卡爾·楚曼（Carl Trueman）教導我們，文化如何巧妙地塑造我們。五百年前，每個人都是有神論者。歐洲絕大多數人都是基督徒，至少在名義上是信的。而成爲基督徒就是成爲羅馬天主教徒。
今天，我們有一系列宗派可以選擇，而其中我們還能發現細分的派別。還有「許多其他主觀變量——我們在哪裡感覺舒心、受歡迎、被支持。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教會，就像我們選擇房子或車子一樣」（第385頁）。然後我們開著我們選擇的車子，駛過十幾個或者更多我們沒有選中的教會。城市化和現代化削弱了我們與緊密聯繫的群體的紐帶，然後又給了我們技術來切斷這些紐帶。
能否假設我們的群體對來自於我們文化背景的微妙影響是免疫的？有沒有可能我們這些反吸引主義的人在不知不覺中開闢了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吸引人的一畝三分地呢？我們的羊群是否也是如此呢？
像你們中的許多人一樣，我已經聽到了太多次讓我不願意記起的離別之言，它們都來自親愛的成員：「我們愛你和教會，但對我/我的配偶/我的孩子來說，這裡只是沒有足夠的……。」當然，我們會試圖從他們的反饋中吸取教訓，並盡我們所能進行改正。但這些離別之言是否真的暴露了在基本聖經原則上的重大失敗呢？還是說，它們通常只是表達了我們即將離開的成員的個人感受和慾望——就是那些讓他們感到自在舒服的東西呢？
通過表達我們自己的感受和慾望來尋找意義，楚曼稱之爲表現型個人主義（expressive individualism），他還認爲這「是我們都參與其中的文化的本質」（第25頁）。
最近，當我讀到「傑克遜」的退會申請時，這一切對我來說都變得清晰起來。他討厭被認爲是一個教會消費主義者。但他的退會信裡說，「如你所知，我支持[批評教會增長學的牧師]事工有一段時間了。多年來，我訪問了鎮上所有[批評教會增長學的牧師所]帶領的教會。我們將加入[其中一個教會的名字]。」
我意識到，一種對複雜文化問題的特別立場、對困難文本的特別解釋、以及對講壇事工的特別強調，對他產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他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表現出這些偏好的教會。
所以我不能責怪這位弟兄本能地想要一個與他偏好的表現一致的教會。我實際上也不能責怪自己沒能說服他認同我。
但我確實責怪自己忽視了表現型個人主義對認真的基督徒心靈的吸引力。他們可能並不瞭解，但他們強烈地被讓他們感覺舒服的東西所吸引。對我來說也是這樣。
問問你自己：除了聖經認爲是必要的事情以外，是什麼在吸引你們的教會成員進來？是什麼讓他們留下？
這可能是你們的聚會場所的位置、便利性或設計。可能是你們教會的規模——無論是大是小。或是你們的「氛圍」——你們的音樂風格、人們的衣著、你們的舞台、你們對技術的使用。它可能是你們對政府健康指南的態度，或者你們對有線電視新聞的最新報導的具體反應。還有孩子們。噢，孩子們——孩子的數量、年齡、活動空間，以及孩子的節目。它甚至有可能是你們獨特的解經講道風格。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些因素中有多少是與教會的敬拜表達密切相關的？即使那些沒有在週日早上出現的因素，也很可能出現在我們整個週間的聖約共同體的生活中。我們甚至可以利用它們來推進我們造就門徒的使命。但這些具體的表達方式本身並非必要。
它破壞了宣教。我們應當不斷地差派成熟的信徒。但那些成熟的信徒往往很少去海外。誰知道是爲什麼呢？也許他們對健康教會原則的喜愛已經成爲一種障礙，扼殺了我們差遣人出去的使命。
它損害了植堂。我們植堂是因爲我們察覺到一種需要——通常與教會人數的增長，或是在某個特定的地區缺乏健康的教會有關。那個新建立的教會可能還沒有健康的植堂母會所具有的許多有吸引力的「選項」。應該與這個新教會立約的信徒，如果找不到自己喜歡的團體生活和敬拜表達方式，可能就不願意了。
它削弱了農村教會。我們的汽車讓我們很容易從5000人的鄉村小鎮開車到大城市郊區，參加那裡形形色色更加豐富的教會活動。結果，小鎮的教會變得更軟弱，更不健康，他們想要在社區中贏得更多門徒的裝備也更爲不足。他們那裡未歸信的居民不太可能去健康但遙遠的城郊教會。
它沖淡了鄰里的存在感。在城市中，你可以很容易地穿過多個街區，到有符合我們偏好表現的教會去。同一個社區的十幾個忠心的基督徒可能會去十幾個不同的忠心的教會。他們也不太可能一起合作，在他們所居住的社區中得著門徒。
它破壞了多代和多種族的教會。由於不同的人口群體往往偏向於不同的事工計劃或風格表達，他們通常會分別聚集在反映這些偏好的各教會中。我們就失去了一個多元化的會眾所擁有的活力、智慧、成熟度、經驗、長期穩定性，甚至是摩擦。也許更重要的是，我們限制了我們反映那種萬民在耶穌的寶座前一同敬拜的屬天圖景的能力。
它加劇了意識形態的不平衡。在最近的新冠疫情中，我們看到了教會的分門別類。我們看到教會爲利用這一時機而推銷自己。許多教會現在在氣質上更加同質化了。可悲的是，許多基督徒找到了以和他們一樣的方式看事情的那群人。當下一危機打破我們的新聯盟時，我們總是可以再重新分門別類。
正如約拿單·李曼（Jonathan Leeman）在《一個聚會》（One Assembly）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我們教會中無論是成員還是教牧的偏好表達，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他寫道，「市場的手段並不完全有利於鼓勵人們去別人開的餐館吃飯。你永遠不會看到麥當勞的廣告慶祝他們與漢堡王一起解決飢餓問題的共同事業。」（第113頁）我們無意中破壞了與姐妹教會的夥伴關係，以及耶穌託付給我們的使命。
設想一下，你們教會有一個家庭搬到了45分鐘車程外的遠郊。也許令他們驚訝的是，他們找到了一個非常健康的教會。有好的講道——解經式的——但不夠精緻，有眾長老帶領，有福音的清晰宣講。在九標誌中，比如說，有七個都符合。 然而這個家庭不喜歡那裡的氛圍：年輕的夫婦不多，幾乎沒有孩子，只有一間非常陳舊的兒童活動室，主日敬拜會出現讓人痛苦的特別音樂，口琴也會偶爾出現成爲伴奏樂器。
或者設想一下，你牧養一間鄉村教會，而你們教會的一個家庭搬到了附近的城市。在那裡最有九標誌特色的教會卻常常談論社區中的問題，例如心理健康和刑事司法系統的不公正。這個家庭對此不太習慣，所以他們懷疑這個教會不太保守。
結果是，這兩個家庭都寧願繼續開車45分鐘去你的教會。
你希望他們這樣做嗎？
我提出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正在牧養我們的會眾，讓他們能很好地做出這個決定？我們是否正在對軍人家庭或石油工人家庭進行門徒訓練，使他們在海外一個講英語的國際教會中茁壯成長？我們是否在預備他們，讓他們使用自己的恩賜去建造一個不如我們成熟的地方教會？或者，我們是否無意中強化了他們的自然偏好——換言之，他們的表現型個人主義？
對於任何吸引人們來到教會、就聖經而言卻並非必要的東西，都要警惕。現在流行的東西以後會改變。你們社區的人口統計學特徵將發生變化。如果你不謹慎，你們的成員會專注於一套特定的過時偏好，並變得越來越少，因爲你從來沒有訓練過他們不要這樣做。
你越成功地營造了一種能吸引人的「氛圍」，你就越需要努力地教導他們，這並不是他們最需要的。你的教會的敬拜表達方式越是符合人們本能的喜好，你就越需要澄清：那些並非必要的東西確實不是必要的。
所以，不——即使對一些成員來說它們已經成爲了必要——我的解決辦法不是放棄兒童團契（AWANA）或年長聖徒的遠足活動。
1864年圍困弗吉尼亞州彼得堡期間，聯邦軍隊在南軍的防禦工事的一段下面挖掘隧道並將其炸燬。我們把這一事件稱爲「彈坑之戰」，但聯邦軍隊仍然輸了。
你可能不想要在兒童團契以前的地方留下一個彈坑。你不是戰爭中的將軍；不，你是一個腫瘤學家。你想要縮小癌症，保留健康組織，巧妙地將腫瘤與重要器官分離，然後將其切除。這癌症就是你的會眾（還有你自己）的傾向，認爲我們需要我們的教會表現出我們偏好的東西，讓我們感覺舒服的東西。
當我們的舒服破壞了我們的使命時，它就是一尊偶像。除掉這偶像。但要保全身體。
譯校：無聲宏揚。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Do 9Marks Churches Foster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