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晚期，英國浸信會經歷了一個極大的復興，這復興是現代宣教運動的結果。是誰推動了宣教運動？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當時的牧師們在一起有規律的會面、閱讀、討論和禱告。
本文講述了北安普頓郡聯會的聚會如何興起了教會的復興，並盼望今天的牧師們能夠行在前人的足跡上。
在1799年秋天，英國東諾福克Great Yarmouth的浸信會傳道人William Wales Horne （1773–1826）做出了兩篇重要講話。這兩篇講話後來被一本1800年出版的小冊子所收錄，該書的標題爲《福音所證明的信心》（The Faith of the Gospel Vindicated）。他的講話批評了「福音信仰是非信徒的責任」這一觀點，Horne指出：
……如果信心是聖靈工作的結果，同時也是被造物的責任，那也就是說一個在罪中已死的人要賦予自己神的靈！這是多麼荒謬的事啊！所有認真嚴肅的思考恩典的人都會反對這種觀點。[1]
換句話說，Horne好象是在所有人都有機會聽到福音。[2]
北安普敦郡Kettering的浸信會傳道人Andrew Fuller（1754–1815）是當時捍衛「信心是所有領受福音的人之責任」這一觀點的主要辯護者。毫無疑問，當他拿到這本小冊子時，他用以一篇名爲「對Horne兩篇講道的評論」的文章作出了反擊（Remarks on Two Sermons by W.W. Horne of Yarmouth）。[3]Fuller最難過的是Horne用講台來攻擊像他這樣的主張積極傳福音的人。Fuller這樣寫道，
無論是把講台變成炮臺，或是利用我們的沉默滔滔不絕的進行人身攻擊都不能使真理更顯明……真理的顯明應當是透過閱讀、冷靜和嚴肅的反思、謙卑的禱告、自由並且友好的私下交流我們的思想來進行的。唯有這樣，對真理的探討才能有進展。[4]
透過這些機會，Fuller發現了傳遞聖經真理的方法：透過帶著反思的閱讀、思想，並透過禱告和私下的交流。所有的這些方法都是Fuller自己首先採用的認識真理的方式，特別是他所提到的最後一種：「自由並且友好的私下交流我們的思想」。
在Fuller身邊的這一小群閱讀好友中，有宣教士威廉·凱瑞（William Carey，1761–1834），Olney的John Sutcliff（1754–1815），還有John Ryland, Jr. (1753–1825)——他是Fuller的傳記作者也是Bristol浸信會學校的校長。[5] 這些朋友給他帶來很大的祝福，他也知道與這樣的人坐下來一起探討是多麼有價值和重要的事情。
事實上，這樣的討論只是Fuller和其他北安普頓郡聯會的傳道人在一起的會議內容中的一部分。John Ryland在他的日記中提到他如何在1788年1月21日與這些朋友們度過一天的，他寫道：
弟兄們，包括Fuller，Sutcliff，Carey和我將這一天作爲禁食日，一起研讀這些書：聖經中的提多書和提摩太書、Booth’s Charge to Hopkins、Blackerby’s Life、in Gillies、Rogers of Dedham’s Sixty Memorials for a Godly Life，並且每個人禱告兩次——Carey做了非凡的補充和諷刺。我們的首要目的是復興我們心中敬虔的大能，這大能在我們的心裡，也在我們的教會裡，也在地區的教會中。[6]
我們看到這些朋友們一起禱告、一起讀聖經，並一起讀當時經典的教牧書籍。很顯然他們討論了閱讀的內容，分享了自己心中的感動並彼此增強了在神面前服事的力量。
我不知道這樣的聚會多久一次，但是我們手中有相當多的資料（這些人所寫下的期刊等文件）記錄了這些人當時所讀、所欣賞、所建議的書籍和講章。他們特別欣賞的是約翰·歐文（John Owen，1616–1683）和約拿單·愛德華茲（1703–1758）的作品，稱他們爲「十八世紀最偉大的基督教神學家」[7]。他們的作品被仔細的閱讀與討論。[8]思考和討論聖經和基督教書籍深深的影響了這些弟兄們的生命。
Fuller和這群人對十八世紀英國浸信會的復興和宣教運動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是Fuller和他的導師Robert Hall（卒於1791年）削弱了那些困擾了英國浸信會多年的極端加爾文主義者們（例如前面提到的William Horne等人）帶來的惡劣影響。[9]
經過1780年代努力的出版工作和1784年開始的復興禱告會，到處開始湧現植堂、信主、教會擴堂以容納更多信徒來聆聽福音的現象，這些現象持續了好幾十年。舉個例子來說，在1880年，Fuller就在一封寫給威廉·凱瑞的信中這樣說：
我今天講了一篇道，是根據帖前2:19講給即將開學的青少年聽的。今天大概從各個宿舍來了近千人聽道。我心中迫切的爲他們禱告，希望他們能得救。
Fuller在12月28日寫給Ryland的信中表達了類似的喜樂：
我希望神能在這些年輕人當中動工。我們週一和週五晚上的聚會都擠滿了人。
幾個月之後，Fuller繼續告訴Ryland：
週五晚上的聚會即將開始，我們已經持續舉行了一年了，場場爆滿。因爲這個聚會裡的信息是講給那些關心自己救恩的人聽的。
在Fuller的教會裡所發生的事情也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其他教會裡發生。[10]
正是從這群朋友當中，威廉凱瑞被派往印度做宣教士，英語世界裡的宣教運動也從此開始。宣教學家Harry R. Boer指出，Fuller堅持所有的人都有責任相信福音，這一觀點在凱瑞成爲宣教士的決定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1] Fuller描寫說他們將凱瑞派往印度就像讓金礦的礦工下到礦裡去挖礦一樣，他要挖出的金子就是要獻給上帝的寶貴的印度靈魂。Fuller和他的好友Sutcliff、Ryland立志說他們要在凱瑞挖礦時抓住拴住凱瑞的繩子，成爲他的幫助者。
很明顯，我們看到這群十八世紀的浸信會弟兄們生活在一起，一起禱告、閱讀和談話。這種關係在英國浸信會當中產生了極大的作用，影響了當時的福音派教會、宣教運動，也進而影響了世界。
我們可以從這些十八世紀的英國弟兄們身上學習如何從透過禱告和閱讀收穫豐富的、深刻的友誼關係，並如何進行高質量的交流。今天如果我們願意這樣做，誰又知道神會怎麼使用我們呢？
[1] The Faith of the Gospel Vindicated: Being the Substance of Two Sermons, Delivered Extempore at the Baptist Meeting, Great Yarmouth, Oct. 27, 1799 (Yarmouth, 1800), 33.
[2] Faith of the Gospel Vindicated, 26–27. 在其他文章裡，Horne聲稱要爲「作爲約中祝福、耶和華的恩惠和聖靈在選民當中的工作而『向神悔改、信靠救主耶穌基督』」而辯護，反對那種將信心完全歸於人的責任之「半亞民念主義」。(Biblical Criticisms and Illustrations of Experimental Godliness, The Solutions to Critical Questions in Theology[London: W. Day, 1825], vi).
[3]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Rev. Andrew Fuller (1845 ed.; repr. Harrisonburg, Virginia: Sprinkle Publications, 1988), III, 578–585. Horne在此文中回覆了Fuller，名爲A Scriptural Defence of the Truth, As it is in Jesus (Nottingham: J. Plumbe, 1801) 並且挖苦他是「以色列浸信會的大師」
[4] 「Remarks on Two Sermons by W.W. Horne of Yarmouth」 (Complete Works, III, 582).
[5] 有關他們的友誼關係，請參照Michael A.G. Haykin, One heart and one soul: John Sutcliff of Olney, his friends, and his times (Darlington, Co. Durham: Evangelical Press, 1994).
[6] 從J.E. Ryland, 「Memoir」 中摘錄，該文來自Pastoral Memorials (London: B.J. Holdsworth, 1826), I, 17的備註. Ryland提到的幾本書是：Abraham Booth’s (1734–1806) classic ministerial charge to Thomas Hopkins (1759–1787)—Pastoral Cautions (1785; see The Works of Abraham Booth, eds. Michael A.G. Haykin with Alison E. Haykin [Springfield, Missouri: Particular Baptist Press, 2006], I, 57–84); the life of the Puritan Richard Blackerby (1574–1648) as it was published in John Gillies』 Historical Collections Relating to Remarkable Periods of the Success of the Gospel, and Eminent Instruments Employed in Promoting It(1754); and Sixty Memorials of a Godly Life, frequently assigned to John Rogers of Dedham (d.1636), a fiery Puritan preacher.
[7] Miklós Vetö, 「Book Reviews: America’s Theologian. A Recommendation of Jonathan Edwards. By Robert W. Jenson」, Church History, 58 (1989), 522.
[8] 參見對Fuller研究歐文和愛德華茲的成果研究，例如Carl Trueman所寫的 「John Owen and Andrew Fuller」,Eusebeia, 9 (2008), 53–69, 以及Chris Chun所作 「『Sense of the Heart』: Jonathan Edwards』 Legacy in the Writings of Andrew Fuller,」 Eusebeia, 9 (2008), 117–134.
[9] 參照 Robert Hall, Sr., Help to Zion’s Travellers (1781) 和 elHHH Andrew Fuller, The Gospel Worthy of All Acceptation (1785)
[10] 上面從Andrew Fuller心中的摘錄來自Doyle L. Young, 「The Place of Andrew Fuller in the Developing Modern Missions Movement」 (Unpublished Ph.D. thesis,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1), 232.
[11] Harry R. Boer, Pentecost and Missio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1), 24.
翻譯：謝昉。原文標題與鏈接：Baptists Reading Together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Mis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