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標誌」邀請美國海外的幾位牧師回答這個問題：在你的環境中，你認爲自己是文化鬥士嗎？爲什麼是或爲什麼不是？
以下是他們的回答。
作爲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一個國際英文教會的牧師，我並不認爲自己是一個文化鬥士。對於基督徒牧師來說，爲支持或反對某些文化價值觀而戰，這個目標太低了。我的職責不是尋求改變文化，而是忠實地宣講和應用聖道，聖道將一直與文化中的偶像對抗。
儘管我不認爲自己是文化鬥士，但我熟悉、深切關注並意識到福音要求我與文化發生衝突。雖然文化在這個墮落的時代有不同的形式，但教會將始終身處反福音的文化之中。
但是，文化並不是靠立法或法規來改變的，而是通過改變敬拜和事奉受造物而不是造物主之人的心而改變的（羅 1:25）。我們在爭戰。使徒保羅明確指出，我們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因爲我們「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 6:11-12）爲了贏得這場戰爭，我們並不是用世上的兵器作戰，而是依靠聖靈的能力。
作爲一名牧師，我蒙召牧養神的群羊（彼前 5:2），這意味著我有時蒙召要教導那些主託付給我照顧的人，帶領他們進入不可避免的文化衝突中。通過宣講聖道、禱告和忠心的勸勉，裝備我的會眾參與這場爭戰。他們使用的武器，以及他們參與的目的和態度，都非常重要。然而，我們的使命是爲復活的主基督作見證，並使人成爲我主的門徒，無論主把我們安置在哪裡。這最終將對所有文化產生最大、最持久的影響。
作爲阿根廷一間教會的牧師，我在處理社會問題時的第一條經驗法則就是記住我們身在何處。在社交媒體將我們與世界各地的事件聯繫在一起的時代，我們有可能會誤用「著眼全球，在本地行動」的格言。社交媒體推動了辯論。
我們的問題是，在我們改革後的亞文化中，美國的聲音往往會淹沒世界其他地方的聲音。在阿根廷，我們和美國一樣面臨著許多罪惡文化的問題。雖然，文化地圖和歷史時間線並不相同。如果因爲美國的一位牧師進入了一級戒備狀態，我們就跟著這樣做了，那我們可能就錯了。
我們發現，我們能做的最好之事就是繼續傳講福音，在教會生活中應用聖經原則，並牢記我們蒙召在這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在這個特定的文化中作光作鹽。
我不確定我對「文化鬥士」的理解是否與你相同。在我居住的中國，公民沒有宗教自由，也沒有發言權。當局嚴格執行單一的意識形態，因此基督徒很難——哪怕冒著風險，將基督教價值觀帶入公共對話中。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很難認爲自己是一個文化鬥士。然而，基督教信仰是一套整體的世界觀。每一種文化都應該按照聖經文化進行改革（羅 12:1-2）。從這個角度來看，每個基督徒都應該在自己的文化環境中成爲文化鬥士，包括我這個本地的華人牧師。
我努力幫助我的會眾在當前的文化混亂中保持清醒。我不會在社交媒體上公開發表我對文化的解讀或爲基督教文化辯護。但我經常通過電子郵件給我的會眾寫牧函。
每週二上午，我都會研究一個熱門話題、一個公共問題或一個令人困惑的中國傳統，並嘗試用聖經的世界觀來重新解釋它（受莫勒的播客《簡報》的啓發）。我的禱告是，每週的文化對話能夠補充每週的講道，裝備我的會眾在他們的社區中活出符合聖經的文化。
「文化鬥士」這個詞意味著不同群體之間在社會和文化信念上存在分歧。但我在瑞典牧會，這意味著我這間真福音教會是少數派中的一員，而這個少數派是如此之小，幾乎不能被視爲一個有影響力的群體。在這個世界上最世俗、最個人主義、最女性化的社會裡，幾乎沒有人知道什麼是保守的福音派，更不用說關心我們的想法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很難認爲自己是一個文化鬥士。
然而，我看到有兩個趨勢正在抬頭。第一個趨勢是我們的文化中保守主義思想略有抬頭，這種思想從聖經中汲取營養。如果說瑞典最近幾十年都以新浪漫主義爲特徵——以個人情感爲真理的標準，那麼我們現在可能正在經歷新文藝復興的第一縷微風，傳統價值觀有時會重新出現。有一則軼事，我最近向一位陪孩子踢足球的爸爸解釋了互補主義。出乎意料的是，他並沒有立即把我當作一個壓迫女性的人。這還只是地平線上的一抹微光，但卻令人鼓舞。
另一個趨勢則不那麼令人鼓舞。我國絕大多數所謂的福音派人士拒絕就墮胎或同性婚姻等問題發表意見。他們對於形態論（modalist）對三位一體的觀點也不以爲意。同樣是這些「福音派」人士，對像我這樣相信上帝賦予男性和女性在教會中不同角色的人，他們會嗤之以鼻。隨著我們這個微小教會的植堂運動因上帝的恩典而取得進展，那些花最多時間試圖打擊我們的人將認爲他們是在服事上帝。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International Pastors on Culture War—Why or Why N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