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沒有比在不幸中回憶幸福時光更大的痛苦了。」——但丁，《地獄篇》，第五章
「最大的痛苦莫過於在痛苦中回憶快樂的時光。」這是弗朗西斯卡·達·里米尼（Francesca da Rimini）在第二層煉獄對但丁說的話。她因與丈夫的兄弟通姦而被丈夫殺害。她所面對的永恆後世籠罩在黑暗中，颶風咆哮折磨著她，這讓人想起她和情人保羅·馬拉泰斯塔（Paolo Malatesta）生前隨從情慾放任自流的生活。但丁在講述這個故事時，弗朗西斯卡的絕望溢於言表；而保羅卻無言以對，只能痛哭流涕。
這就是懷舊的力量。懷舊能產生出生動的畫面，令人浮想聯翩，也能令人絕望。它不完全是歷史，也不是真正的記憶，更不僅僅是一種感傷。當歷史、記憶和感傷相遇時，懷舊就來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在信念塑造中懷舊的力量。我們對現實的信念建立在許多認知的基礎之上。其中的一個認知因素就是我們的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作爲美國人的這個身份對於我們回應作爲個人、家庭成員和社區成員，甚至基督徒的身份而言，都不可或缺。國族認同感並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但它確實非常重要，因爲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定義了我們作爲人曾經、現在和將來渴望成爲的樣子。在考慮我們的歸屬時，我們必須誠實評估我們的成功與失敗。
基督教國族主義提供了一種方式來面對我們的國族認同感。在這一過程中，過去是不可或缺的源泉。歷史學家艾倫蓋爾索（Allen C. Guelzo）將歷史描述爲「第二個問題」。人類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那是什麼？」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歷史的：對歷史本質的這一雄辯而生動的洞察或許也可以這樣表達：「我們從哪裡來？」我們的過去告訴了我們什麼，讓我們知道我們現在是誰，我們明天可能是什麼？基督教國族主義爲回答蓋爾索的「第二個問題」試圖構建一個參照系。
不幸的是，基督教國族主義經常用懷舊來代替歷史。雖然並不總是這樣。畢竟，基督教國族主義是複雜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採用了多種多樣的形式（見我的文章《基督教國族主義的多面性》）。並不是每一種形式都依賴於歷史、記憶和感傷三要素所帶來的鍊金術。但面向過去的基督教國族主義卻常常如此。卡爾·楚曼（Carl Trueman）稱之爲「現代自我的崛起與勝利」，我們這些關注美國文化之墮落的人或許可以諒解對過去幸福時光的短暫懷舊。但是，懷舊實際上只能充當過去的哈哈鏡。要解決「我們是誰」和「我們從哪裡來」的問題，我們必須轉向負責任的基督教對歷史的思考。
隨著時間的推移，懷舊有兩種重要形式：歷史懷舊和理性懷舊。受 1977 年彼得·馬歇爾（Peter Marshall）和戴維·曼紐爾（David Manuel）的著作《光明與榮耀》（The Light and the Glory）以及 1979 年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所帶來的影響，基督教國族主義者傾向於歷史懷舊。最近，隨著斯蒂芬·沃爾夫（Stephen Wolfe）的《支持基督教國族主義》（The Case for Christian Nationalism，中文名暫譯）於 2022 年出版，懷舊情緒開始轉向理性主義。
傑里·法爾威爾（Jerry Falwell）、蒂姆·拉哈葉（Tim LaHaye）、約翰·艾茲莫（John Eidsmoe）、本傑明·哈特（Benjamin Hart）、大衛·巴頓（David Barton）等人 [1] 的「道德多數派」基督教國族主義依賴於歷史論據。他們的觀點認爲美國是作爲一個基督教國家而建立的（「基督教美國論」），將國家的定位放在過去，並採用了一種稱爲「衰落敘事」的歷史方法。基督教美國論者試圖證明美國是作爲基督教國家建立的。他們從開國元勳和獨立戰爭一代的信仰出發，用理想化的語言描繪出早期共和時期的美國。這樣的衰落敘事依賴於對歷史記錄的偷樑換柱。他們對美國從其高貴而純潔的基督教根基上墮落到如今地步感到絕望，最後，他們呼籲基督徒恢復已經失去的基督教美國。
這種懷舊是歷史性的，因爲其支持者主要提出歷史性論證。歷史性論證是後驗式，即歸納式，關注的是可能性而非確定性，並依賴於從過去的經驗中獲取的證據。我曾在其他地方反駁過「基督教美國論」，即美國不是作爲一個基督教國家，而是作爲一個擁有宗教自由的國家而建立的。我的反駁也是歷史性和歸納性的，利用經驗中的證據得出更有可能的結論。基督教國族主義的「道德多數派」傳統所採取的衰落敘事，是一種懷舊的敘事，因爲作者用來建立其敘事的證據（雖然通常是確鑿可靠的），並與沒有其它任何同樣確鑿可靠卻與他們的敘事相悖的證據相互平衡。因此，「基督教美國」的作者們使用了特殊辯護這個邏輯謬誤，使他們的論點（在我看來）不可靠。
我在學術界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從歷史的角度思考基督教美國論。但 2022 年出現了一種新形式的基督教國族主義。沃爾夫的觀點有多大影響力，我們還不得而知。不過，如果社交媒體能說明什麼的話，他的書已經對美國新教圈子產生了重大影響。沃爾夫的論點也是懷舊的，但他主要使用演繹式的理性論證來提出基督教國族主義的模型，而不是指出美國歷史上具體的基督教國族主義的經歷（儘管在他的論證思路中並非完全沒有後驗性）。那麼，他的論證是如何懷舊的呢？
沃爾夫對基督教國族主義的演繹論證是以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改革宗政治神學爲框架，尤其是約翰·加爾文、約翰內斯·阿爾修斯（Johannes Althusius）、弗朗西斯·圖倫丁（Francis Turretin）、塞繆爾·威拉德（Samuel Willard）等人的政治神學。沃爾夫根據前現代加爾文主義神學（premodern Calvinist theology，相對於現代加爾文主義神學，如約拿單·愛德華茲 [Jonathan Edwards] 或查爾斯·賀智 [Charles Hodge] 的神學）建立他的前提，在此基礎上爲基督教國族主義、民法、地方政府官員制度和政府的作用下了一個精確的定義。由於沃爾夫主要不是訴諸歷史經驗，而是訴諸前現代改革宗思想的邏輯論證，因此他不是在論證可能性。相反，他是在論證確定性。換句話說，就像幾何證明一樣，如果他給定了起點、前提合理、論證有效，那麼他的結論就一定是真。但是，儘管他的論證是理性主義的、先驗的，他仍然從過去，即前現代改革宗傳統中尋找支持。這就是我所說的理性懷舊。
爲了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沃爾夫回到了十七世紀的世界——一個與我們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並將十七世紀的思想直接引入二十一世紀。這些思想凝固在永恆的時間中，被看作是基督教國族主義的基礎。他的檢索源於自己對當今異教國族主義吞噬一切這個畸形現象正當合理的沮喪和絕望。然而，沃爾夫隨後就將過去看作盼望的源泉，忽視了過去深刻的異質性，錯誤地用靜態的過去來爲當下的建制主義、專制主義基督教國家論提供論證。
歷史懷舊和理性懷舊的姿態都是保守的。但並非所有的保守主義都是一樣的。在 1956 年出版的經典著作《保守主義：從約翰·亞當斯到丘吉爾》（Conservatism: From John Adams to Churchill）一書中，彼得·維雷克（Peter Viereck）將保守主義分爲兩派。第一種是伯克式進化保守主義（Burkean 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承認變革的不可避免性，但試圖通過傳統所定義的審議、憲法程序和秩序來控制變革的力量。這是美國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保守主義傳統，從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到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都秉持這種立場。第二種，維雷克稱之爲「奧坦托特主義」（Ottantottism）。維雷克認爲法國思想家約瑟夫·德·梅斯特雷（Joseph de Maistre）是這一學派的創始人。他在講述撒丁島國王查爾斯·阿爾伯特（Charles Albert of Piedmont-Sardinia）的故事時創造了「奧坦托特主義」一詞，在他的講述中國王喃喃自語地說著 "ottantotto"，意大利語的意思是 "88"。維雷克寫道：「他的意思是說：只要世界的時鐘撥回到 1788 年，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的前一年，所有問題就都會消失了」。[2]
雖然沃爾夫會聲稱自己既非保守派也非傳統派，但他不可避免地是奧坦托特主義保守派。基督教美國論的倡導者也是如此。奧坦托特主義者將歷史視爲一個衰落的故事，並試圖挽回所失去的（沃爾夫的「振興」）。懷舊情感的牽引使他們的訴求具有吸引力。但是，無論對歷史作歸納論證還是演繹論證，懷舊情緒都不能指導我們的歷史性思辨。
我並不否認，在考慮我們的美國認同感時，基於證據的歷史性論證是必要的。畢竟，對宗教秩序進行純粹的邏輯論證，並且在給出定義或證明時不訴諸於歷史經驗，是行不通的，因爲它們必然包含了「內在化末世」（immanentizing the eschaton，指的是試圖在世界上實現烏托邦，並有效地在地球上創造天堂。——譯註）。要想證明這種必然性，只需看看約翰·戈特弗里德·馮·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沃爾夫曾贊同地引用過他的觀點）、黑格爾或卡爾·馬克思的哲學。人類試圖通過國家或國家手段來連接天堂與人間，無論其構想正確與否，都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極權主義、國家的消亡和公民的死亡。連接天堂與人間的唯一橋樑是「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創 28:12）。這個梯子在主耶穌基督身上實現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約 1:51）
由於歷史是基督教和美國認同感的必要條件，要負責任地進行基督教歷史性思考，我們就必須踐行美德。我們必須踐行信心、盼望和愛心等神學美德。我們還必須操練節制、勇氣、智慧和公正等古典美德。在歷史思考中踐行美德，會指導我們回答對於思考國族認同所必要的問題。
首先，讓我們停下來思考一個問題：爲什麼要進行歷史性思考？聖經中有研究歷史的規定嗎？誠然，聖經正典中沒有「你們要研究歷史」這句經文，但我們確實有關於研究歷史的堅實聖經基礎。首先，我們是按照上帝的形像受造的（創 1:26），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我們有透視時間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人類獨有的，上帝擁有完全的主權和能力能夠透視祂所創造的空間——時間——物質連續體，並且這種能力也反映在了我們的身上（儘管我們的這種能力是有限的，並因罪而受到損害）。其次，我們的信仰是歷史性的，不是神話，也不是神祕主義。它以歷史事件、人物和思想爲基礎，這些事件、人物和思想都是在真實的時間和真實的地點所發生、生活和表達的。根據《約翰福音》 1:1-14，基督道成肉身發生在時間軸上的一點，儘管主耶穌本身就是永恆的神子。在這裡，我們看到屬靈與物質、暫時與永恆通過耶穌基督這個道連接在一起。第三，上帝命令我們記念過去（賽 46:8-10）。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切，都是爲了愛神以及爲了按祂旨意蒙召之人的益處（羅 8:28）。我們在過去看到了這一偉大的真理，因此我們有盼望，在現在和未來，上帝仍然是空間、時間和物質的主宰，所以我們要忠心地實現祂的全部旨意。我們銘記過去，因爲在研究過去的過程中，我們找到了盼望（賽 44:21-28）和智慧（箴 4:5-9）。
那麼，美德與歷史研究有什麼關係呢？記住我們按照上帝的形像受造，蒙贖之人在教會中與基督以及彼此相連接，因此，我們遵行愛的律法。在回顧歷史時，我們要踐行信心、盼望和愛心等神學美德。信心讓我們依靠上帝並遵從祂的話語。我們認識到研究歷史的聖經依據，並出於對上帝及其話語的信心而採取行動。與信心相關的是，盼望期待著上帝在基督裡對我們所做的應許。因此，我們不會把歷史當作隨機事件的集合來解讀，而是確信每一個因果都始於第一因，歷史都有一個終極的目標。當我們讀到一些事件，尤其是那些令人不安的事件時，我們不會對未來感到恐懼，而是對至高無上的上帝充滿盼望，上帝超越一切，但又活躍在祂所造的世界中。愛心是研究歷史的最大神學美德。我們對歷史的研究遵循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3:4-7 中所寫的輪廓。我們不以死去的人爲代價來追求自身的利益，也不以不義爲樂。我們以真理爲樂，即使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也要努力將複雜的事實真相公之於眾。
現代性會讓我們背棄過去，認爲過去的人道德低劣因而對他們加以排斥。法國情感學家讓·雅克·盧梭在《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中設想，人類社會只由活著的人組成。他以一句令人難忘的話作爲作品的開頭：「人生而自由，卻處處身負枷鎖」。束縛人們的「枷鎖」包括社會習俗和上一代人的傳統。激進主義者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1776 年在其極具影響力的革命小冊子《常識》（Common Sense）的附錄中寫道：「我們有能力讓世界重新開始。」他以此來慶祝美國的獨立。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在 1852年的一篇文章中也以類似的精神描述了要摒棄過去的智慧：「所有逝去世代的傳統就像噩夢一樣壓在活著之人的頭上」。與此相反，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認爲，社會不僅僅是由一兩代人所組成的。他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 年）中對社會的描述是「不僅在活著的人之間，而且在活著的人、死去的人和將要出生的人之間」根據契約而結合在一起。聖經也讚揚了這一點，如果關於人類社會的這個概念是正確的，那麼信心、盼望和愛心對於任何歷史性思考都是必要的。
那麼古典美德——節制、勇氣、智慧和公正又是什麼呢？當我們爲了福音而踐行這些美德時，這些美德是信心、盼望和愛心等神學美德的進一步體現。在歷史學習中，節制包括控制凱旋主義或譴責的激情。它的特點是耐心，有能力謹慎地接受歷史上人們的成功、失敗，特別是常規。有了勇氣，我們首先要認識到，過去的世界與我們的世界大相徑庭，正因爲如此不同，它常常讓我們感到不舒服。人類之罪惡令人不安的現實，如奴隸制、戰爭、暴力和壓迫等過去（現在仍然）不可避免，任何歷史研究都要求我們直面這些現實。這需要決心和道德力量。這也需要喜樂，因爲在直面過去令人痛苦的事件時，我們要用真理之光光照它們，而真理總能釋放我們。對於過去對當今世界和未來世界的影響，智慧引導我們得出正確的結論。智慧還要求我們在做判斷時保持謙卑，牢記我們與過去的人相比，在罪中墮落的程度不相上下。最後，公正包括尊重我們的歷史主體，避免草率地一概而論，避免爲了先入爲主的計劃和意識形態而帶有偏見，或崇拜自己的英雄，譴責自己所認爲的惡棍。歷史不是道德仲裁者。歷史沒有對錯之分。歷史是我們對過去的認識，而不是制服意識形態對手的利器。公正幫助我們以促進自我審視而非自以爲是的方式理解過去。
當我們思考作爲美國人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要到哪裡去時，我們必須從歷史中汲取營養。思考美國認同感就是思考美國歷史。在思考歷史的過程中，我們至少要防止兩個極端：懷舊和憤世嫉俗。懷舊使我們把過去的人和過去的時代理想化，忽略了過去的世界和現在的世界一樣受到罪的詛咒這一事實。懷舊使我們忽視那些我們視爲英雄之人的暴行和可怕的思想和行爲，並且如果有人提醒我們歷史上的偉人也是非常複雜、有缺陷、需要救主之人，我們就會痛斥他。是懷舊導致我們將我們的國家奉爲偶像，在它的歷史中尋找神聖起源，並尋求恢復失去的一切，而不考慮代價，甚至必要時採取獨裁手段。
另一方面，對過去的思考也會助長憤世嫉俗的情緒。我們會把過去的人視爲道德落後、低劣、犯罪和不人道的人。我們認爲他們的虛僞證明了他們的虛假，從而證明了這些價值觀和持有這些價值觀的人都是不合理和毫無意義的。過去的人因其無知、迷信、虛僞和卑鄙，既對過去的暴行擔負罪責，也對這些暴行在當下造成的影響擔負罪責。因此，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名義上，他們都應受到譴責、被移除、從國家的集體記憶中抹去，並被宣告死亡。那些爲它們辯護的人也必須被看作是站在歷史錯誤一邊的亡命之徒。如果說懷舊催生了對國家的偶像崇拜，那麼憤世嫉俗則催生了對國家的譴責。國家的過去帶有罪惡的淵源，必須不計代價地清除這些罪行，必要時可採取專制手段。
爲了忠於福音，我們必須面向未來，而不是過去。這並不使我們成爲現代意義上的進步主義者，因爲我們並不是在尋找一個臨近的末世，一個我們自己創造的烏托邦。我們在尋求基督的再來。這就是我們的盼望。我們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那個籃子裡。我們知道，只有基督才能把錯誤的事情糾正過來。我們的盼望不在於通過歸納或演繹的方式來懷念我們希望存在過的過去。以懷舊情緒爲基礎的衰落敘事並沒有充滿希望，因爲它們並不真實。我們研究歷史，是爲了理解歷史，從中獲得智慧，看到在那些已經死去但曾經和我們一樣之人的生命中顯現出上帝的信實——「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死亡」。（林後 4:8-9）。
爲基督教國族主義提出保守的歷史性和理性論據的人感到困惑，但不幸的是，他們似乎絕望了。各宗派虔誠的基督徒都同意他們對當代美國的診斷。當代異教的國族主義 [3] 是無神論，是教會和整個人類文明的敵人。但對異教國族主義的回答不應該是針鋒相對或者反革命式的。我們不使用與左翼烏托邦革命者相同的方法，這些方法是專制、帶有破壞性和極權主義的。極權主義，無論是無神論還是基督教國族主義，都是完全徹底的邪惡。無神論極權主義和宗教極權主義有一個共同點——都聲稱要引導人民追求最高的善。但凡對國家所定義的至善持有異議，就會遭到迫害。歸根結底，當你因爲沒吃藥（即違反了爲你「好」的民法）而被拘留後，你希望誰在牢房裡拿著鉗子準備把你的指甲連根拔起——是變裝皇后還是基督教君王？
當——不是如果——我們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時，我們的盼望將不在過去。我們的盼望也不在那個從異教徒手中拯救我們的基督徒君王身上。相反，我們的盼望在基督裡，在祂用自己的鮮血爲我們一勞永逸地買來的生命裡。如果我要被獄卒用鉗子拔掉指甲，我需要這樣的盼望來支撐我。
與此同時，我以基督徒的身份進行歷史性思考，並從美德——信心、盼望、愛、節制、勇氣、智慧和公正——中獲得啓發。這些美德幫助我們在歷史思考中避免懷舊和憤世嫉俗的極端惡習，因爲我們要明白作爲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麼。它們保護我們不把自己偶像化。偶像崇拜是將懷舊和憤世嫉俗結合在一起的共同因素，這表明它們雖然有所不同，但卻並不相互矛盾。美德是與驕傲的戰爭，美德將見證我們取得最後的勝利。在這個偉大的真理中，我們充滿了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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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我所說的基督教國族主義的道德多數派傳統中，並非所有基督教國族主義作家都是道德多數派的正式成員。我所說的「基督教國族主義的道德多數派傳統」指的是論證美國是作爲基督教國家而建立的這一觀點之著作，我在我的書在我的書 One Nation Under God? An Evangelical Critique of Christian America (Eugene, OR: Pickwick, 2011) 中稱之爲「基督教美國論」（Christian America thesis）.
[2] Peter Viereck, Conservatism: From John Adams to Churchill (Princeton: Nostrand, 1956), 11.
[3] 我認爲存在著一種異教式的國族主義，正如沃爾夫所說。參照 John D. Wilsey, "Progressive Nationalism," Public Discourse (February 2, 2022), https://www.thepublicdiscourse.com/2022/02/80366/.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To Study History, Exercise Virt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