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內容摘自丹尼爾·拜斯的《中國基督教新史》（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Wiley-Blackwell，2011 年），經出版商和作者授權轉載，略有改動。我們採用了毛澤東的名句「百花齊放」作爲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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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過頭來看，文化大革命作爲一起覆蓋全中國的事件，雖然當時看來是教會的無妄之災，但實際上卻對基督教在中國許多地方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毛澤東於 1966 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主要針對目標並非基督徒或基督教。它的目的是要把毛澤東幾十年來親近的同事、共產黨的幾位最高領導人趕下臺。由於這些領導人控制著黨政機關，毛澤東不得不從別處尋找盟友；他的盟友就是解放軍和青少年（主要是大中學生）。

這些年輕人熱衷於聽從毛主席的命令，他們在全國各地的城市中肆意妄爲圍攻弱勢群體（例如，那些與外國人有過任何接觸的人），洗劫他們的房屋，毆打他們，有時甚至將他們打死。或者他們會當眾折磨和羞辱受害者，導致成千上萬人自殺。文化大革命的早期階段是對中國基督徒影響最大的時期。許多地方的基督徒遭受虐待，甚至很多人因此而死。

按照毛澤東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盟友所設想的，一切真理都必須通過「階級鬥爭」（即暴力）從「人民」（由毛澤東替他們發聲）中產生。除了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讀之外，任何其他意識形態都是異端邪說。此時仍處於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 年秋至 1967 年末），所有宗教都遭到了廢除，所有的宗教場所都遭到關閉。這是過去六十年（本文寫作於 2014 年。——譯註）中唯一一次試圖在全國範圍內剷除基督教的政策（儘管 20 世紀 50 年代末，一些地方政府也曾這樣做過）。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末這個政策才稍有一點讓步。因爲改革開放，當時有更多外國人在中國生活，而他們中的基督徒需要一個崇拜的場所。

從 1967 年開始，基督教在中國這十年或十一年的歷史仍然是個黑洞，其中的細節非常稀少。幾乎沒有任何文獻資料可供參考，沒有統計數據，照片也很少（而且那些照片的來源也不確定）。我們只能看到這些年發生在人們身上或他們所親眼目睹的軼事。由於高層正在進行生死攸關的權力鬥爭，很少有人關注文化大革命給社會底層帶來的惡果。全國各地的黨、政府和其他地方權力機構因文革的混亂而癱瘓或解體。一些地區出現了無政府狀態，紅衛兵、激進工人和其他一些人參與了致命的武裝戰鬥。在其他地區，軍隊、黨和政府代表組成的聯盟維持著脆弱的穩定。在黨和政府恢復之前，解放軍對整個國家保持著不穩定的控制。

總體結果似乎類似於 17 世紀中葉、明清交替時期福建東北部道明會（Dominican）遭遇的情況。「文革」的動盪爲基督教提供了一個機會，一個發展的機會。在這些年間，所有教會都成了家庭教會，其中一些教會顯得非常能夠適應新形勢。信徒中出現了才華橫溢、有屬靈恩賜的領袖，事實證明他們的傳道大有果效並使多人歸信。儘管幾乎完全缺乏經驗證據，但我猜測從 1966 年到 1978 年教會重新開放，在這 12 年間基督徒的人數增加了五到六倍。

顯然，這個評估非常粗略。全國各地的情況各不相同，無疑有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就我們所知，傳道人所宣講的信息主要是 1949 年以前未受自由派神學影響的福音救恩和復興主義信息，這是大多數在神學上保守的傳道人（如中國內地會的傳道人以及宋約翰、倪柝聲和王明道等中國領袖）所宣講的典型信息。這些信息大多屬前千禧年主義，期待基督即將再臨；在很大程度上是五旬宗，即強調「聖靈的恩賜」，比如說方言、預言和醫病。真耶穌教會（True Jesus Church）的一些宗派熱情和倪柝聲的教導爲其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事實上，此時的許多家庭教會都受到了真耶穌教會教導或倪柝聲（1972 年死於監獄）追隨者的影響。關於新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發展，或者說新教與中國民間宗教的交叉或者宗教流行是否已經發生了，我不確定我們可以得出比這些觀察更進一步的結論。最後：我的估計是當時有五六百萬新教基督徒，而且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增長速度非常快。

因此 ，1976 年之後基督新教以一種充滿活力的姿態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滿目蒼夷中脫穎而出，在文化領域獲得了廣泛的傳播。

譯：DeepL；校：Jenny。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Blossoming Flowers Where Mao Wasn』t Loo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