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內戰結束兩年之後，也就是1867年11月末的一個晚上，美國印鈔局的一名清洗主管、塞拉斯緹婭·費蕾絲女士在美國國會不遠的路口組織了一個小型禱告會。有不少熱情的基督徒前來參加這個禱告會，這些基督徒絕大部分都是浸信會主義者。他們爲能夠在這個地區建立一間傳揚福音的教會而熱切禱告。在那個時候，該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教會——什麼宗派的都沒有。在1878年，他們的禱告終於得到了回應，31個成員共同簽署教會盟約並且開始了都市浸信會。他們爲這間教會取這樣的一個名字是因爲久負盛名的佈道家司布真在倫敦牧養的教會名叫「都市會幕教會」。

在二十世紀的頭五十年，這間教會穩定地增長，到1950年代的時候成員人數甚至達到了數千人。然後，由於教會帶領者的錯誤，教會出現了人數的下滑，不過當時附近地區的其他教會也遭遇差不多的情形。到1990年代初，教會的主日出席人數只有大約100多人，其中包括著名的福音派神學家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亨利建議教會應當考慮狄馬可（Mark Edward Dever）成爲他們的主任牧師。狄馬可被認爲是一個性情有點急躁但又非常聰明的美國神學家，當時他剛剛完成在劍橋大學的神學博士學位。（透露一下：狄馬可曾經是我的學生，而我於1994年在他的就職儀式上講過道。）

要翻轉這間正在走下坡路的城市教會，他們需要一個有恩賜、有才華、有勇氣，又能在艱難的環境中堅持的牧師。狄馬可正好擁有這一切，不僅如此，狄馬可對教會的牧養策略是大部分所謂的「教會增長專家」所不屑一顧的。例如，狄馬可的講道長達一個多小時，而且狄馬可在上任後立即從該教會名冊上刪除了上百個不來教會的人——其中有一些人其實早就去世了。他還開始執行教會紀律，成員們被要求在教會信仰告白上簽字，還要在主餐和成員大會上發一個「誓」——至少當時的一位世俗報紙的記者是這樣報導教會之約的。會眾合唱替換了以娛樂會眾爲導向的「敬拜讚美」，教會開始唱一些雖然在詩歌本上但是早就忘了該怎麼唱的傳統聖詩。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當教會這樣做的時候，並沒有把人嚇跑。相反，逐漸地大量的人來到教會，這些人中很多都是年輕人，他們來到教會、信靠了福音，並且成爲了基督徒。國會山浸信會（也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都市浸信會）今天的平均成員年齡是31歲，每個主日教會的大堂都無法容納來聚會的人，遲到的人不得不站著。

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一反文化的教會居然成功的事實呢？我們有沒有在這裡看到約拿單·愛德華茲所說的「神令人驚訝的工作」——一個恩典驅動的、奇妙的、令社會學分析毫無用武之地的現象呢？可能吧！但另一個可以考慮的可能性是年輕一代的人其實對有重量的屬靈實質有非常大的渴慕，他們並不是像很多人認爲的：年輕人只是想找一個後現代的、溫和的宗教信仰。他們也並非僅僅滿足於停留在那種「愛耶穌但是討厭宗教」的觀念裡面。國會山浸信會以神學的深度和對教會論的強調而著稱。他們並不像很多福音派教會，以忽視委身教會爲代價強調個人與耶穌的關係。狄馬可高度強調教會論與救恩論的關聯性，他說：「如果不在最後提及教會的重要性，你就無法回答『什麼是一個基督徒』這樣的問題，在聖經中基督徒從來不是孤立於教會的存在。」

狄馬可是一個優秀的傳道人，但他的講道從來都不以修辭或用語巧妙而聞名。他的講章中充滿了大量的解經，而「解經式講道」恰好是他爲健康教會所列出的九個標誌中的第一個。狄馬可很少用主題式的方法講道，他的講道方式更多地是用逐卷解經的方法（lectio continua），宗教改革時期的慈運理和加爾文也是這樣講道的。不久以前，當他在給會眾講解詩篇143篇的時候，他說：「如果你不把聖經打開並且一直看著聖經，聽道的時候你很快就會感到厭倦的。我所做的就是按著聖經所說的講道。」

國會山浸信會被看作是加爾文主義在21世紀席捲美國很多福音派教會這場浪潮的中心之一，這場浪潮也極大地影響了美南浸信會（國會山浸信會屬於美南浸信會聯會）。但是，國會山浸信會的著作中很少直接提及加爾文主義，教會的信仰告白也不是費城浸信會信仰告白（既1689改革宗浸信會公認信條，一份《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浸信會版本），而是用詞更少、更精煉的新罕布什爾信仰告白。然而，沒有人會懷疑國會山浸信會是宗教改革和清教徒傳統的後裔。這間教會擁抱浸信會歷史上那些著名的加爾文主義領袖們，包括約翰·班揚、羅傑·威廉斯、安德魯·富勒、耶得孫，以及司布真。

透過狄馬可與其他福音事工（例如福音聯盟、「共同致力福音」）的連結、透過教會訓練和差派出去的教牧實習生，國會山浸信會的神學影響力傳播的很快很遠。在科林·漢森（Collin Hansen）的探索性新作《年輕的、不知疲倦的改革宗》（Young, Restless, Reformed，中文名暫譯）一書中，作者將國會山浸信會看作是改革宗神學席捲北美的因素之一，他說：

美國加爾文主義的復興意味著美國並沒有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樣發生了很大改變。從清教徒定居新英格蘭之後，美國基督教的確發生了很多面向的改變。但是清教徒所敬拜的那位聖經中的神、那位在一切事上掌有主權的神、那位透過在十字架上擔當刑罰而彰顯憐憫與慈愛的神，今天仍然在俘虜著人們的心。

宗教學家們常常無法理解，爲什麼基督教的救恩論如此地強調神主動的揀選——馬克·吐溫藉著哈克貝利·費恩稱之爲「前世天命注定」（ preforeordestination，中文采用人民文學出版社成時譯本），而這種主張「預定論」的神學又爲何對世界和文化帶來如此之大的影響。對於奧古斯丁主義的積極主張者來說，加爾文主義並不是全部，神的榮耀和神已經預定的恩典才是激勵聖徒們不斷前行的動力。如果你認爲加爾文主義就等於內化、封閉，對宣教毫無興趣，你一定不會在國會山浸信會看到這些。因爲在他們那裡你看到整個教會都積極地參與傳福音、宣教、憐憫事工、植堂等等，他們的事工不僅遍及全美，而且還影響到全球的其他地方。狄馬可認爲，教會的大公性導致教會要和美國很多教會所面對的問題去爭戰，這些問題包括地方保護主義、宗派主義、種族主義和排他主義。

然而，教會離美國國會是如此之近，作爲一間大型的福音派教會也常常面臨一些問題。狄馬可說，「我需要保持福音的中心性，同時盡可能避免在言論中談及對黨派或政治的觀念。」他說他的教會成員中有不少積極的民主黨人，也有不少積極的共和黨人，有很多成員在國會或者美國政府工作。狄馬可一方面鼓勵和幫助他們確認如此服事自己的國家是神所賦予的呼召，另一方面鼓勵整個教會的會眾都能夠用禱告的心參與政策制定。他提醒會眾，他們是另一個上帝之城的國民。教會的信仰告白宣告說所有蒙救贖者的最終忠心是對那上帝之城的，他們是耶穌基督的跟隨者，而耶穌基督是萬王之王、也是良心的主。

一百五十年前塞拉斯緹婭·費蕾絲和她的朋友們所獻上的禱告，即在國會附近有一間傳揚福音的教會，今天仍然得蒙垂聽。正如詩人艾略特（T.S. Eliot）在他的詩歌《岩石》中所說的：「教會乃是永存之城，她總是在衰老，她總是得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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