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和家人開始在羅德島普羅維登斯植堂的時候，我從沒有想過以後寫這段經歷的時候會談到我們的失敗。相反，我們希望用福音爲中心的教會在羅德島以及南新英格蘭地區重新播撒福音的種子。這句話始終在我的心裡面。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教會能成爲其中的先驅。

在新英格蘭植堂，尤其是在羅德島普羅維登斯，並不是一件我們一時頭腦發熱做的事。當我在美南神學院讀神學的時候，還沒有結婚，我就同一個新英格蘭宣教機構的牧師討論。我同伊麗莎白結婚之後，我繼續與她討論，直到我完成學業，有了第一個孩子之後，我還在討論。2007 年 7 月，我們從路易斯維爾搬到了佛蒙特州，開始了在新英格蘭宣教機構兩年的實習，當我在實習的教會全職工作之後，我又延長了兩年。

植堂的過程

從零開始建立教會是一個艱難緩慢的過程。我們早就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還是很樂觀，樂觀得有點不切實際，想到我們可能會更快點。

我們以在家裡查經開始。在早期，只是在客廳裡聚集一群人聚會是輕而易舉的事。有時候只是我妻子伊麗莎白和我，或者幾個鄰居。在兩年的家庭查經、婚姻講座和數不清的傳福音（復活節彩蛋活動、當地公園得電影之夜、保齡球之夜、街區派對）之後，我們從只有 6 口之家的家庭聚會發展到 25 個成年人及其孩子參加的聚會。

在 2013 年 9 月，我們開始每月一次的聚會，想在 2014 年 1 月開始正式聚會。這幾個月的聚會有激勵人的時刻也有讓人喪氣的時候。伊麗莎白和我一起跟進的一對夫妻信主，但另外兩對夫妻離開了我們的核心團隊。第一對 12 月，第二對 1 月。雖然我們的人數有增長，但這些損失讓人心碎。

決定行動

讓我回答我們是怎麼知道我們需要放棄植堂，這就像是牧養苦難中的人一樣。別人受苦的時候去傳講神的主權顯得有些不恰當。與其這樣，我們更想通過聖經爲中心的講道來預備這些人去受苦，建立他們福音爲中心的世界觀，去正確地處理這個被罪充斥的世界裡所發生的每一件事。

同理，植堂也是很難的工作，你需要的是系統性的支持。因爲當你經歷難處的時候，你需要有一批你信得過的弟兄姐妹可以讓你敞開心扉。感謝神，從佛蒙特州伯靈頓到羅德島普羅維登斯，我們有很好的系統性支持。1）我們有一個差遣我們的母會；2）一個持續關心我們四年的導師；3）一群我們信賴的植堂者在我們有需要的時候可以交通。

我們怎麼知道的

那，我們怎麼知道時間到了的呢？

首先，有一年多的時間，我都在思考植堂到底是不是我的強項。在頭兩年，我收到了兩個神學院教授舊約的機會。第一個我們直接拒掉了。第二個經過短暫的禱告之後也拒掉了。但到了 2014 年 2 月，我開始想如果我教課，或者在一個已經存在的教會牧會，是否能在神國事工上更有果效。

第二，我開始跟我的妻子誠實地討論我現在的疑慮。

第三，我經常與我的導師交流。他是一個年紀比我大的弟兄，在波士頓植堂。還有另外一個理念相同的教會的牧師。在我建立教會之前我們一起敬拜。當第二對夫妻離開我們教會的時候，我開始與這些弟兄交流我的疑惑。他們都很支持我，聽我講，問我問題，鼓勵我。沒有人讓我馬上退出。

當我和這些弟兄交流，與我妻子交談的時候，我看清了幾個要點：

• 相比 2007 年我們開始考慮植堂的時候，2014 年普羅維登斯的教會狀況要好很多。
• 我們把教會植在離神學觀點相似的教會正好一英里。這意味著如果有人剛搬來這裡找教會的時候，他們顯然更會考慮去已經運轉良好的教會。這對我猶如醍醐灌頂。
• 我們教會裡沒有一起擔重擔的夫妻，所以伊麗莎白和我就扛起了主要的重擔。
• 一年前我收到邀請教書的時候，我沒有興趣，但現在我感到自由與平安。我可以從現在的植堂中走出來，即使現在沒有人願意給我機會教課。我所嚮往的東西變了。

最後一點非常的主觀，但與前兩點密不可分。向前看的自由與發生在普羅維登斯的改變直接相關連，更具體地說是我對一些教會領袖的信心。如果沒有他們的帶領與結果子，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有這樣的平安。

即使是這樣，做出最後的決定還是非常困難，讓我肝腸寸斷，涕泗橫流。我在基督裡的身份開始動搖，我們好像經歷了死亡一樣。

然而，當我們向前走的時候，我們的神，好牧人，以恩慈待我們，把我們領到了另外一片教牧事工的青草地，爲我們開門，讓我們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個神學院教授從20多個國家來的學生。現在我們是世俗化西歐的宣教士。我們幫助在阿姆斯特丹建立教會，教丁道爾學院的學生希伯來文解經和舊約神學，以此從整本聖經的角度傳講基督。在這工作當中，我經常從過去的困難與植堂的經驗中吸取營養，幫助弟兄們在世界上一些最有戰略意義的地方建立教會並牧會。

我們的神從來不徒然做事。

翻譯：高蒙恩。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Knowing When to Say When: Reflections from a Failed Church Plant.